疫情持续、全球滞胀担忧、美联储加息、乌克兰局势、中概股监管风波……近期，在内外部多重因素影响下，市场对于外资流出新兴市场包括中国股市的担忧升温。最近一周，北向资金连续5日净流出，累计净流出约128亿元。
长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近日分析，未来一段时间中美政策利差可能会进一步收窄，短期资金流出压力对国内政策工具的选择提出挑战。
近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晓燕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外资对中国市场的态度应该从更长期的角度观察。“外资进入中国都是有备而来，目的是寻找安全资产，规避风险。中国的开放政策也有望进一步助推这一趋势。”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外资在中国A股市场持股市值接近3万亿元，较2018年增长2.75倍。根据2021年披露业绩的7家外资私募数据，行业年平均收益在-1%左右，不过，3家外资私募年内收益为正，最高收益超过30%。
外资长期增配中国的三大理由
自3月以来，受到乌克兰局势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影响，跨境资本从新兴市场大幅流出的迹象明显，其中，从中国A股市场净流出的北向资金已经超过600亿元。
张晓燕认为，外资对中国市场的态度应该从更长期的角度观察。“外资进入中国都是有备而来，目的是寻找安全资产，规避风险。”对于外资长期持续流入中国，张晓燕认为至少有三大理由：一是“盘子大、空间大”，中国居民财富需求的增长给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带来了巨大增长潜力；二是中国股票市场容量大且收益率可观，是资金分散风险的重要选择；三是国内政策推动资本市场持续对外开放。
由清华五道口与卓佳中国联合发布的《中国外资私募证券基金行业研究白皮书》（下称《白皮书》）显示，自2016年以来，外资持有A股的市值占比逐年提升，最近两年虽然增速趋缓但向上的趋势并未发生改变。截至2021年12月，外资在中国A股市场持股1072亿股，累计市值达到2.89万亿元，较2018年增长了2.75倍，占流通A股比重接近4%。
在当前配置中国的外资力量中，陆股通、QFII和外资私募仍是主要形式。自沪深港通制度开通以来，截至2022年1月7日，累计净流入1.64万亿元，截至2020年末，近400家QFII机构持A股总市值约2596.17亿元。与此同时，外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登记数量和发行产品数量也出现了明显提升。
根据《白皮书》数据，截至去年年末，外资私募基金管理人共有355家，其中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累计登记57家，较2014年增长近9倍，包括瑞银、施罗德、贝莱德、桥水等全球头部投资管理公司均已在中国设立私募基金；备案的证券投资基金数量也从2014年的22只增至728只。
在当前登记的57家外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中，桥水（中国）规模突破100亿元，另外还有9家机构规模在10亿元以上。
卓佳中国首席执行官张海亮以某全球头部资产管理公司在中国的成长路径举例称，从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到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再到取得外资私募管理人（PFM）资格，“全牌照”运营是各大外资机构争取的方向和路径。
从消费到工业，外资配置明显变化
外资在中国的资产配置有何偏好？从产品特点来看，外资私募发行的基金产品策略包括股票多头、多因子、CTA市场中性、事件驱动、宏观策略、FOF组合基金、多策略等。《白皮书》数据显示，外资对中国各行业的配置方向在2020年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2020年及之前，外资在日常消费、可选消费、医疗保健以及金融行业的持股市值占比较高且多呈增长趋势，但截至2021年12月，外资在这四大行业的持股市值分别为4266.49亿元、3227.44亿元、2797.00亿元、3676.96亿元，与2020年相比均有所回落。同期，外资在工业、信息技术持股市值分别为5870.21亿元、4778.59亿元，较2020年分别增长65%、59%，与2018年相比增幅更是分别高达6.26倍和8.09倍。
根据2021年披露业绩的7家外资私募数据，行业年平均收益在-1%左右，不过，东亚联丰投资、毕盛投资、路博迈投资等3家外资私募年内收益为正，最高收益超过30%。
最牛中概股暴涨1100%！超万亿外资却在争夺A股的核心资产
回望中国资本市场过去30年，是一段逐步深化改革和不断扩大开放的 历史 。从发行B股有限开放，到建立QFII制度吸纳外资参与A股交易，再到沪港通、深港通的相继落地，最终实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
3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既“请进来”也“走出去”，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浪潮中经风雨、见世面，开放的中国资本市场正加快与世界的互联互通。
随着A股对外开放进程提速，A股的核心资产正在成为外资“疯抢”的对象，截至12月22日，2020年北上资金累计净买入金额已高达11845亿元，超出2019年全年的9934亿元，再创新高。
第一只B股诞生
回望之初，20世纪90年代，中国资本市场初具雏形，处于国民经济转型浪潮中的中国企业尝到上市融资的甜头。大批企业亟需发展生产和扩大市场影响，与正在寻求中国市场投资机会的境外资金不谋而合。对外开放，是这一时期中国资本市场的内在动能。
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此前透露：“我们吸引外资，过去是发债券这种形式，资本进入，股份制的形式，股票的形式，这个是客观需求，外资有要求，企业也有要求，因为我们自有的，国内的资本量不够用 ，投资上不去，那个时候缺钱，就提出这种形式，上海、深圳都提出来了。后来我们就做了试验，就两个市场，两个价格，两种货币，就搞个A股、B股。”
1992年2月，第一只B股上海电真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正是这天，中国的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这扇门就是由有着来自全世界24个国家和地区、230名“股东老板”的电真空B股所开启，也谱写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新 历史 。
当年2月21日上午9点30分，上海证券交易所一号大厅旁的贵宾厅内，一群西装革履的海外证券专家挤在窗前。随着一个锣声的敲响，电子行情屏上显示着发行价每股70.8717美元的电真空B股开盘价为每股71美元。
一位香港的投资者成为幸运儿，其委托的券商“红马甲”抢先以72美元成交的10股B股，成为中国 历史 上第一单成交的B股。电真空B发行认购相当火爆，3天内即被抢购一空。
B股的上市在中国香港和国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B股的发行和上市交易使得中国与国际市场更接近，使得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信心。
但对于中国内地企业而言，要想真正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这还只是迈了半步。因为上市公司和企业都在境内，只有投资者是境外的。
青岛啤酒成H股第一股
B股的诞生，为境外投资者打开了投资中国内地企业的通道，但内地企业要不要走出去？如何走出去?对于90年代新生的中国资本市场却是个争议性的话题。
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争论当然有了，为什么好企业拿到外面去上市？不在国内上啊？它就是有一个问题，国内没那么大市场，吸收不了。再一个问题，资金量的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国有企业改成股份制国际上市，是国有企业股份化的一个非常好的道路，学习国际经验，用国际规格改造国有企业，这是改革的创举。再一个，扩大中国的影响，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产品，在国际上扩大影响。”
实际上，1990年开始，监管层就已经开始研究国有企业改组后去中国香港上市的问题。当年6月香港联交所组织30多位专家，成立了中国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的有关问题。
刘鸿儒后来在镜头中透露：“在香港上市是香港先提出来的，国务院派我带着小组专门向香港去做调查，写过意见，最后才定下来的。组织一个联合小组，香港内地联合小组，研究国有企业到香港，改成股份公司到香港和国际上市问题，我们在联合小组干了一年，研究各种问题，主要是法律问题，研究完了之后，才上市的。这是国际化的一条必由之路，越走越宽。”
1993年7月15日，“000168”出现在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的屏幕上，青岛啤酒成为内地第一家到香港上市的企业。这只谐音“一路发”的股票，最终获得110倍的超额认购。
“从香港联交所成立那天起，所有公司上市都是开香槟酒庆祝，唯独青岛啤酒上市这一天，开的是青岛啤酒！”刘鸿儒在著书回顾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时这样写道。这个小小的细节，反映出香港对内地首只在港上市股票的重视。
自青岛啤酒成为第一家国企获准在香港上市至今，几近20余年光景，在此期间，陆陆续续已有290家国企登陆香港市场，总募资额达近1.88万亿港元。
赴港上市，开辟了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通道。1994年后，这条路越走越宽，中国内地企业开始出现在美国、新加坡、伦敦等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上。
外资“买爆”A股
如果说H股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企业真正进入国际资本市场，那么，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则加快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步伐。
2002年11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发布，正式推出QFII试点。2003年7月份，瑞银买入宝钢股份、上港集箱、外运发展、中兴通讯等4只股票，正式拉开QFII投资A股的帷幕。
QFII制度落地后，又陆续实施QDII、RQFII等制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进程。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QFII、RQFII投资总额度限制在一次次松绑。
2002年，QFII总额度为100亿美元。2012年，QFII总额度升至800亿美元，2019年则再度提升至3000亿美元。2020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
时任光大控股总裁陈爽表示：“我进入到光大控股，是在2004年，当时我们觉得，中国作为在一个发展的轨道上面，人民币资产正好是进入到上升的轨道，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者要进入到中国，我们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发展我们海外的基金管理业务。”
经过18年多的发展，QFII等从无到有，一步步壮大，多年来，给A股带来巨额的增量资金。
据央行网站披露，截至2019年末，境外投资者通过QFII、RQFII、陆股通合计持有A股市值高达2.1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的4.35%，正在成为参与A股的重要力量之一。
2020年1月21日，深交所官网信息显示，截至1月20日收盘，外资（QFII/RQFII/深股通投资者）合计持有美的集团（000333）总股数达19.54亿股，占总股本的比例达到28%，触及外资禁买比例线。美的集团也因此成为2020年第一只被外资“买爆”的个股以及A股史上第3只被外资“买爆”的个股。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钱于军对全景网表示，“早年可能偏向于更多的是利用外资来做我们的事，现在逐步的有外资积极想参与中国的成长，不仅仅金融资本，而且战略投资人、企业，国外都纷纷来中国直接投资，展业都在这儿。总有一天人民币会自由兑换，而且中国的资本市场会成为全世界不仅最大的，可能是最强的。”
“最牛”中概股今年涨超1000%
进入21世纪，境外资本投资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途径日益多样化，同时，中国内地高 科技 企业也掀起了海外上市的浪潮。受“知识经济”、“新经济”概念推动，以互联网、电子上午为特色的企业成为这一时期海外上市的主角。
2014年，21家中国 科技 公司在境外上市，微博、京东、迅雷、阿里巴巴等纷纷登陆美股。随后，海外资本市场则出现了更多中国 科技 巨头的身影。
回忆起在美国上市的情景，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曾在镜头前说：“原来觉得中国公司就跟中国制造的这种货物商品一样，应该是属于便宜的代名词。百度股票定价的时候，人家就天然的认为说你是一个中国公司，所以我们参照美国同类公司给你打一个折，就是你的定价。”
“所以我在定价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你不能这样看，因为我们比美国公司更具有成长性，所以不应该打折，反而应该比他更贵，我对这个公司有信心。”李彦宏如是说。
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22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达265家，市值合计21827亿美元（约14.28万亿元），占美股总市值比例约4%。
中概股也不断在创造 历史 。在11月份中期的成交额排名前十的股票中，前所未有的出现了5只中概股。成交量暴涨意味着，中概股在美国备受追捧，其中成交额最高的蔚来 汽车 今年以来股价涨幅超1117%。
近日，多家华尔街巨头持仓曝光，其中包含桥水基金在内的多家机构在今年三季度大举加仓明星中概股。达利欧更是多次唱多中国。
北上资金、南下资金成投资“风向标”
对外开放，让国际资本更加深刻的了解中国企业。然而2014年以前，无论是QFII、RQFII，还是QDII，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都是单向且分割的。
2014年11月沪港通正式启动，才第一次实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随后的深港通与沪伦通继续加码双向开放，相继实现了深交所市场与港交所市场以及上交所市场与伦交所市场的互联互通。
随着沪深港通的逐步开放，北上资金、南下资金也逐渐成为投资的“风向标”。
中银证券日前指出，从配置偏好看，目前北上资金偏好消费医药，南下资金偏好 科技 医疗。从资金属性看，北上资金近期由以“配置盘”为主导的资金属性向“交易盘”属性倾斜，南下资金属性仍以“配置盘”为主。
北上资金也一度被誉为“聪明资金”。今年以来，北向资金浮盈快速增长，12月份终于迈过1万亿元大关，创造了新的纪录，最新浮盈高达10168.18亿元。
目前，北上资金与南下资金已分别成为A股与港股重要的增量资金来源，是资金面观察最为重要的数据之一。
3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从试点引入境外投资者开始，从尝试开放、到有限开放、再到对世界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互联互通，逐步形成了多渠道、多维度的开放格局，开放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
30年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要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中国资本市场，必须加强与各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合作，以开放促改革。
我们相信：只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始终保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未来的中国资本市场，一定能够发展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资本市场。
国君策略2021年度政策展望：潮落之后 期待兼容并包的春天
2021年，作为“十四五”规划元年，随着经济的修复，货币与财政政策将回归常态，关键看点在于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以及产业、区域和人口领域的政策红利。
摘要
货币政策稳健中性，财政政策回归常态。 货币政策最宽松时点已过，宏观流动性收紧预期提升，货币政策将逐步回归疫情前的“稳健中性”。伴随国内经济修复，疫情期间的宽松政策将陆续退出，货币政策将发挥“跨周期调节”功能，预测2021年社融、信贷规模分别下降至34万亿和18.6万亿，M2增速回落至8.6％左右。财政政策亦将回归常态化，2021年财政支出将明显收缩，赤字率或回归3％~3.5％左右，专项债规模适当调减至3.6万亿。
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循序渐进。一方面，继续落实对内改革：1）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 首批转板的精选层公司有望于2021下半年登陆科创板或创业板，有望实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深交所主板与中小板合并事宜稳步推进，或形成“上交所主板+科创板，深交所主板+创业板”的“有限差异”市场结构。 2）注册制有望全面推进。 多元化上市条件日益丰富，IPO将保持相对平稳偏快的节奏。 3）优化退市，护航高质量发展。 随着监管体系不断健全，包括“面值退市”在内的市场化退市方式，将逐渐取代过往以盈利为主要标准的退市机制成为主流。 4）交易制度推陈出新。 “T+0”交易或从上证50开始试点，推动提升价格发现效率；衍生品市场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 另一方面，扩大对外开放，重点包括推动RCEP协议的早日生效实施，加快海南自贸区建设；继续推进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开放，扩大境外投资者直接入市渠道，提高全行业开放水平。
调结构、扩内需，“双循环”下的区域和人口政策。 1）为落实要素市场改革与城镇化建设，户籍、土地、 社会 保障等领域制度将不断突破。2）为破解人口红利困局，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三孩及多孩政策有望全面放开；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给予多孩家庭减税的政策；加强多支柱的养老保障；提高人口质量，加速“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
目录
1. 货币与财政：大潮将退的2021年
1.1. 货币政策：稳健中性
1.2. 财政政策：回归常态
2. 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循序渐进
2.1. 对内改革：开启新征程
2.1.1. 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2.1.2. 注册制有望全面推进
2.1.3. 优化退市护航“高质量发展”
2.1.4. 交易制度推陈出新
2.2. 对外开放：资本全球化的新篇章
2.2.1. 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
2.2.2. 更加包容的资本制度
3. 产业政策升级：创新驱动，安全先行
3.1. 国防安全：军工改革助力高景气
3.2. 能源安全：供需两端优化消费结构
3.3. 科技 安全：国产替代新格局
3.3.1. 半导体：技术与需求共同催化
3.3.2. 网络安全：信息长城保驾护航
4. 调结构、扩内需，“双循环”下的区域和人口政策
4.1. 要素市场改革，打造新型城镇化
4.2. 生育携手养老，破解人口红利困局
1 货币与财政：大潮将退的2021年
1.1. 货币政策：稳健中性
2020年货币政策回顾：跨周期调节，稳增长与防风险两手抓。 近年来，央行建立起以“M2和社融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为核心的货币政策导向。为应对疫情冲击，2020年央行先后推出包括3次降准、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出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等在内的一系列“跨周期调节”政策措施。从实施节奏与效果来看：1）2020年2-4月是疫情冲击阶段，央行以保就业为首要目标，通过净投放和小幅降息等操作，推动M2与社融增速大幅上行；2）5月之后为经济修复阶段，央行通过MLF、TMLF等工具对冲投放过多的再贷款再贴现，社融、M2增速处于高位。
从政策基调来看，货币政策最宽松时点已过，宏观流动性收紧预期提升。 不同于疫情爆发后政治局会议连续4个月提及货币政策，7月政治局会议对货币政策重新定调为“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10月易纲行长在2020金融街论坛讲话上提到“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 总体上，货币政策将逐步回归疫情前的“稳健中性”。
2021年货币政策展望：随着经济指标出现边际改善，货币政策将为经济持续修复预留空 间。 我们认为，2021年货币政策趋于边际收紧，在经济增速因低基数而走高的阶段进行预调。具体来看，我们预测2021年社融规模将在34万亿左右，增速放缓至12％；信贷亦边际放缓，同比下降至18.6万亿；预测M2增速将回落至8.6％左右。将M2、社融信贷增速下压至与2021下半年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的水平，从而货币政策重新回到中长期趋于中性的导向。同时，考虑到2021年货币政策基调回归中性，政策工具将逐步退出，不会进行降准、降息等宽松操作。
1.2. 财政政策：回归常态
2020年财政政策回顾：应对外生 性冲击下的非常规扩张。 尽管受到疫情冲击，经济增长显著承压，财政支出仍较好做到了“合理扩张但不过度”，充分考量了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债务风险相匹配。总体上，2020年财政政策有三点核心增量：一是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由2019年的2.8％提高到不低于3.6％；二是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三是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从2019年的2.15万亿上升到2020年的3.75万亿。
展望2021年，伴随国内经济修复，疫情期间的宽松政策将陆续退出，财政政策亦将回归常态化。 具体地，财政支出将明显收缩，赤字率或回归3％~3.5％左右，专项债规模适当调减至3.6万亿。此外，继续落实减税降费，巩固脱贫成果及内生发展能力，确保“六保”、“六稳”的落实。
2 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循序渐进
2020年回顾：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进一步深化改革。 1）科创板坚守战略定位， IPO节奏稳步提升。其中，科创板年内新增上市公司125家，较2019年新增55家。2）创业板实施注册制，放开借壳上市与再融资限制。3）新三板精选层落地，首批32家公司于7月挂牌交易。 总体上，创业板、科创板和新三板精选层的板块定位明晰，在发行、上市、信披、交易以及退市等制度上均有差异化安排，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内涵不断丰富。
2021年，资本市场结构进1程展望：）精选层转板，2）深市主板与中小板合并。
第一，精选层公司登陆。 根据《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转板上市的指导意见》，新三板精选层公司挂牌一年以上，符合上市条件的，可申请转板至上交所科创板或深交所创业板。我们认为，精选层公司有望于2021年下半年登陆，首批转板的公司数量或达30家。随着转板机制的落实，将打通中小企业成长壮大的市场渠道，充分发挥新三板市场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
第二，深交所主板与中小板合并事宜稳步开展。 2020年10月，监管层披露筹划基础制度改革，拟合并深交所主板与中小板，并重启深交所主板市场的IPO。事实上，深交所主板长期缺乏发行融资功能，主板和中小板的上市和监管要求亦逐渐趋同。我们认为，随着合并事宜的推动，届时或形成“上交所主板+科创板，深交所主板+创业板”的“有限差异”市场结构。
2.1.2. 注册制有望全面推进
展望2021年，注册制有望全面推进。 10月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简称“国七条”），要求全面推行、分步实施证券发行注册制。从海外经验来看，部分IPO时亏损或微利的公司通过发行上市审核并在日后成为资本巨擘，注册制为美国及中国香港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我们认为，2021年，随着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试点推进，全市场推行注册制条件日趋成熟。从发行端来看，整体将保持相对平稳偏快的节奏。我们预估，2021年IPO数量维持在每周6-10家，平均一年300-400家之间，累计发行规模在3000-4000亿附近。
2.1.3. 优化退市护航“高质量发展”
2020年，资本市场监管力度加强，退市节奏显著提速。 年初以来，A股市场已经先后有包括神州长城、华业资本等在内的15家公司被摘牌。不过，横向比较来看，A股退市力度仍有提升空间。以港股为例，截至11月18日累计上市公司数量达2935家，退市数量395家，占比达13.5％；而A股公司退市比例仅3.1％。究其原因，在于A股的审批/核准制度下，IPO行政审批制不仅门槛高、程序冗长，而且排队等待时间一般需要2~3年甚至更长，IPO成本高企，“保壳”意愿与动力极强。
我们认为，2021年A股退市机制将进一步优化，高质量发展迎来转型升级契机。 监管方面，“国七条”要求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严厉打击恶意规避退市行为，加大对违法违规主体的责任追究力度。具体来看，一方面，严格退市监管，通过行政力量出清违法违规公司；另一方面，完善并购重组和破产重整等制度，拓宽多元化退出渠道。伴随监管体系的不断重塑，有望提升优质龙头的示范效应，推动形成“有进有出”的市场化、常态化退市机制，促进资本市场 健康 稳定发展。在新证券法+注册制的市场环境下，包括“面值退市”在内的市场化退市方式，有望逐渐取代过往以盈利为主要标准的退市机制成为主流。
2.1.4. 交易制度推陈出新
2020年，A股交易机制不断突破。1）创业板竞价交易实行20％的涨跌幅限制。具体来看，创业板注册制下，新上市企业上市前5日不设涨跌幅，之后涨跌幅限制从之前的10％放宽为20％；存量公司日涨跌幅同步扩至20％。我们认为，涨跌幅限制的放宽，可以提升创业板交易流动性。2）创业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纳入两融标的。 涨跌幅与融券机制的改革，能够高效驱动市场价格发现，丰富机构的多元交易策略，引导长线资金入市，推动交易机制与国际接轨。
2020年，我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开放格局，由点到面，海南就是先驱者。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致力于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等六大领域自由便利。我们认为，下一步将逐步推动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的税收安排、分阶段开放资本项目等。除此之外，国际贸易合作正逐步推进。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落地。RCEP的签署意味着全球贸易三足鼎立格局大幕开启，东盟十国携手中、日、韩、澳、新五国推动区域内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削减，进而建立统一市场。值得注意的是，中日首次达成贸易协定，双边贸易自由度将显著提升。下一步，我国将在RCEP的基础上，推动协议的早日生效实施，深入更加实质的服务贸易与投资领域，并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协议的签订。
2.2.2. 更加包容的资本制度
2020年以来，监管层着力落实金融开放11条，推出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9项举措，形成更全方位、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局面。尤其是，在外资机构设立与资金引入方面，开放的力度正逐步提升。
第一，外资机构加快布局中国金融业务。 1）2020年新增金元统一、瑞信方正、高盛高华、星展证券、大和证券、意才证券等6家外资控股券商。2）首家外资全资控股公募基金贝莱德获批设立；另外，范达基金、联博基金等已递交外资公募牌照申请。3）首家外资全资控股期货公司摩根大通期货获批设立；4）惠誉获准进入中国评级市场。 随着外资机构持续扩容，“鲶鱼效应”逐步显现，长期来看将推动提升境内金融机构竞争力，促进我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
第二，外资资金加快进入中国资本市场。 1）证监会、央行和外管局联合发布QFII/RQFII新规，旨在降低准入门槛，便利投资运作，稳步有序扩大投资范围。新规的出炉，将进一步加大A股对外资的吸引力，推动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产品及渠道多元化。2）富时罗素指数进一步扩容A股，分别于3月20日、6月19日将A股纳入因子累计提升至25％。外资入市广度与深度的提高，既能引入多样化的流动性支持，又能重塑价值投资的市场风格。
展望未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于打通我国金融体系、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来看，2021年主要将在以下领域有所突破。 一是继续推进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开放， 如：1）在与港交所、伦交所等市场联通的基础上，拓展与更多境外主要资本市场建立互联互通机制；2）解决国际投资者的顾虑，完善风险管理、结算周期、交易机制等制度安排，提高A股在MSCI、FTSE Russell等国际指数中的纳入比例；3）拓展交易所债券市场，扩大境外机构投资者直接入市渠道；4）扩大期货品种对外开放范围。 二是提高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开放水平， 继续推动外资控股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的落地，完善内外资证券基金机构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支持优质机构与客户一起走出去，提升跨境服务的专业能力，更好满足企业跨境投融资需求。
3 产业政策升级：创新驱动，安全先行
3.1. 国防安全 ：军工改革助力高景气
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报告更新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指出要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需求，提高建设质量和效益，确保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五中全会公报指出，未来“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防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国防安全而言，核心方向为国产替代与自主可控，重点政策与改革路径主要是提高国防支出、股权激励、资产证券化。 作为大国博弈的落脚点，国防安全要求国产化能力提升，预计产业政策亦将向航空航天、国防信息化等领域倾斜。具体政策方面：1）稳步提升国防支出。我国军费规模占GDP比重不到1.4％，低于世界平均的2.2％，仍处于补偿式刚性增长期。2）落实股权激励。《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首次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从总股本1％提升至3％，董高人员授予价值放宽至薪酬40％水平。伴随股权激励的实施，企业经营活力将得到释放，降费增效与民品发展将显著加快。3）加快资产证券化。配套院所转企后将自负盈亏，面对市场化竞争，院所转制核心将重点落在配套单位市场化改革。
3.2. 能源安全 ：供需两端优化消费结构
我国油气能源海外依存度高，叠加全球气候环境危机，能源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一方面，我国油气能源面临较高的供给风险、通道风险与价格风险。据中国石油企业协会《中国油气产业发展分析与展望报告蓝皮书（2019-2020）》，2019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43％。另一方面，碳排放过量导致的极端气候现象对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冲击。为此，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能够有效解决能源安全问题。
政策支持力度加强，新能源行业迎来春天。 2020年9月，领导人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0月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 社会 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重点涉及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 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继续深入推动以清洁能源为核心的能源革命，新能源行业将加速发展。
2021年，新能源供需结构双向推进将成政策改革重点领域，光伏、风电与新能源车产业链景气度有望继续提升。 1）从供给端来看，光伏、风电成为新增电力重要来源。其中，光伏已经脱离补贴，逐步进入市场化阶段；风电则因并网严格导致行业抢装，高速增长将延续。2）从需求端来看，新能源 汽车 成为调节能源消费结构的最佳手段之一。事实上，为在疫情期间重振经济并且减少碳排放，欧洲各国已陆续推出新能源 汽车 的扶持政策，甚至优厚于2019年的扶持政策。除此之外，英国还在疫情期间将燃油车禁售令的时间提早5年至2035年。
可再生能源占比提升下，发展储能势在必行。储能的应用场景包括发电端、电网端以及用户端。 我们看到，2020年以来“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电力’十四五’规划”、“能源技术创新’十四五’规划”、“可再生能源’十四五’规划”等均将储能列入其中，“十四五”时期储能产业有望迎来新的契机。
3.3. 科技 安全 ：国产替代新格局
2018年以来，美国相继对中兴、华为、海康威视等企业实施制裁，本质上反映出我国当前 科技 安全和部分关键领域的 科技 创新依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制约与挑战。面对海外国家技术封锁，“十四五”期间发展软硬核心技术、实现 科技 安全的迫切性显著提升。
3.3.1. 半导体 ：技术与需求共同催化
近五年来，国内企业在半导体产业链环节上的竞争力逐步增强。 从国内半导体行业结构来看，产业链以芯片设计、芯片制造的市场空间最大，属于技术和资本密集行业，过去主要被海外龙头企业所掌握，国内企业以劳力密集的芯片封测为主；2017年后，中国半导体产业环境向高技术环节转型，IC设计企业数量大幅增长，国内本地品牌华为、联想、小米等，和本地芯片设计商海思、紫光展讯、汇顶 科技 等发展为中国IC制造提供大量需求。此外，根据SEMI数据，2020年中国大陆半导体设备投资额达到173亿美元，半导体设备的投入支持，显著提升国内晶圆制造的产能。总体上，国内半导体产业链开始加速向高技术、高价值环节发展的正向循环；同时，为了维持未来稳定发展，对于半导体设备、材料的自主可控将成为重要趋势。
政策暖风频吹，半导体产业支持力度加大。 《国家中长期 科技 发展规划（2021-2035）》即将发布，将重点推动集成电路等关键领域攻坚突破。此外，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国家研究拟把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写进正在制定的“十四五”规划中，计划在2021年至2025年，在科研、教育、融资、应用等方面大力支持第三代半导体产业。与第一代和第二代半导体材料相比，第三代半导体具备宽禁带、高击穿电场、高导热率特性，更适合制作高温、高频、抗辐射及大功率器件。伴随5G通信和新能源 汽车 渗透率的提升，下游需求将持续催化半导体市场规模。
3.3.1. 网络安全 ：信息长城保驾护航
当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日趋复杂化，针对关键性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一直是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从海外来看，2020年，美国发布《5G 安全国家战略》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政策，并推出188亿美元的网络安全领域财政预算；欧盟在《欧盟5G 网络安全风险评估》等政策文件的基础上，致力于捍卫网络安全领跑地位。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网络安全及相关政策出台，为促进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 1）网络安全法律出台。202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正式施行，为我国商用密码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开放平台。2020年4月，《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推出，进一步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已纳入立法计划。2）产业配套政策密集落地。2019年12月，网络安全等级保护2.0相关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落地提供了标准支撑。
“十四五”规划期间，网络安全将进一步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事实上，等保2.0、关保新政等全面推进，为“十四五”期间大安全战略的全面铺开打下基石。展望2021年，我国将在网络安全领域重点突破：1）推动《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制度落地；2）加快建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识别认定机制；3）加快建设个人和法人基础信息服务支撑平台。我们认为，随着网络安全领域政策制度的施行，叠加信息技术的提升，将有力保障国家安全能力的提升。
4 调结构、扩内需，“双循环”下的区域和人口政策
2020年5月14日，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为推动“双循环”的形成，打破要素市场流通障碍、加快人口政策改革尤为重要。
4.1. 要素市场改革，打造新型城镇化
2020年4月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同日，发改委发布《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出了28项重点任务。 我们认为，上述二者指明城镇化建设的方向，有助于提升城镇化水平、释放内需、提高发展质量。
为落实要素市场改革与城镇化建设，户籍、土地、 社会 保障等领域制度有望突破。 具体来看：（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落户限制；（2）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3）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
4.2. 生育携手养老，破解人口红利困局
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老龄化问题突出。 上世纪50年代至今，我国生育政策经历了3个阶段：1）1950s~1977，提倡节制生育；2）1978~2001，严格执行计划生育；3）2002至今，逐步放开计划生育。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长期推广执行，人口结构亦发生深刻变化。1987年以来，我国14岁及以下人口比重逐年下降；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近年来增幅逐渐加快；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也于2010年达到顶点，抚养率开始提升，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为解决人口结构矛盾，“十三五”期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这一阶段，二孩生育率从2015年的12.3‰显著提升至2018年的21.97‰。
展望未来，“十四五”期间人口政策将优化调整。 具体来看：1）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三孩及多孩政策有望全面放开。2）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行普惠价格制度的学龄前教育，给予多孩家庭减税的政策。3）加强多支柱的养老保障，鼓励更多市场主体提供高质量养老产品和服务，强化政府兜底保障与制度供给职能。4）提高人口质量，改革完善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体系，加速“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