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房地产长周期结束了拐点已出现中国经济新动能在这些领域

核心观点:

1、如果把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跑者看成一个4×100接力赛,第一棒是美国,80年代以后日本成为第二棒接棒者,第三棒的中国作为接棒者完美接受了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引领了全球经济的增长。

2、现在没有谁能够再度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尽管今年上半年印度的GDP增速排全球第一,但印度的经济体量只有中国的1/5左右,所以它依然不能够成为全球经济的引领者。这就意味着今后全球经济增速会进一步放缓,经济增长的热点在慢慢消退。

3、中国制造强国的目标在未来肯定能够实现。从数据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份额还在稳步上升,目前已经达到30%,今后还会以一个百分点左右的年增速上升,虽然部分产业转移到西方以及发展中国家,但比重较低,而且是属于低端的,不用过度担心。

4、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房地产的长周期结束了,基建投资加上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在2017年底就已经见顶。通过对日本和美国的人口周期、房地产周期的比较,不难看出我们的房地产拐点已经出现。

5、对于中国居民家庭来讲,资产配置领域应该更多的配置在金融资产,不断减少对房地产的配置。在金融资产里,权益类资产是首选,因为权益类资产目前处在历史估值的低位,它所蕴含的机会比较多。现在还处在对金融资产配置信心不足的阶段,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阶段。

6、目前A股市场的指数估值水平PE处在历史低位,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等指数的风险溢价水平也处在一个较高位置,意味着在这个位置上有相对投资价值。

7、无论是内资或外资,都有一个未来对A股市场增加配置的空间,这还没包括我国居民家庭在房地产配置的资金减持之后,流入到A股市场、金融产品的比重,这个规模是比较可观的。

8、总体来讲,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在于消费、自主创新、高科技,在于新能源,尤其是光伏、锂电池、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芯片、高端制造、新材料这些领域,今后发展空间非常大。

9、作为科创板的资产配置,还是要优中选优,选出精华,这种配置会更加安全,即便在短期内没有显著超越大盘,长期超越大盘、超越整个指数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11月17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一场直播中对全球经济走势与资产配置策略进行分析与展望。

李迅雷房地产长周期结束了拐点已出现中国经济新动能在这些领域

以下是投资作业本(微信ID:touzizuoyeben)整理的精华内容,分享给大家:

李迅雷房地产长周期结束了拐点已出现中国经济新动能在这些领域

中国完美接手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引领经济增长

我们对全球以及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做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不要过度关注短期的经济指标,比如美国通胀率水平、美联储加息与否,以及中国的出口数据、金融数据等,这些都属于短期问题,短期问题对于近期的经济有一定影响,但它不改变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

长期趋势又是什么?

二战后全球经济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在这过程当中,首先是美国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因为二战之后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体量非常大,同时它的科技领先、消费主体非常强大,人口又在发达国家中最多的。

同时,随着自身经济结构问题慢慢显现,尤其在70年代出现滞涨,这时日本趁势崛起。

如果把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跑者看成一个4×100接力赛,第一棒是美国,80年代以后日本成为第二棒接棒者,它GDP的增量一度超过美国,总量也达到美国的2/3。

但随着日元大幅升值、美国和欧洲对日本的遏制,日本经济出现一定幅度放缓,然后货币收紧、利率走高又触发日本金融、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所以日本经济从90年代以后开始慢慢虚弱。

在这过程中恰好遇到中国崛起,完美接手了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中国利用人力成本低、市场大的优势,结合改革开放政策,引领了全球经济的增长。

中国到目前为止对全球GDP的贡献仍然是超过1/3,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量部分也远远超过美国。所以第三棒的中国作为接棒者,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应该超过10年时间。

随着中国自身城市化进程放缓、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在传统行业的优势也在慢慢减弱,在这时全球希望出现第四棒的接棒者。

但是很遗憾,现在没有谁能够再度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尽管今年上半年印度的GDP增速排全球第一,但印度的经济体量只有中国的1/5左右,所以它依然不能够成为全球经济的引领者。

这就意味着今后全球经济增速会进一步放缓,经济增长的热点在慢慢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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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强国的目标肯定能实现

我相信,中国制造强国的目标在未来肯定能够实现。

虽然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担忧,认为全球的竞争格局会更加激烈,像印度、越南、印尼这些国家会不会承接更多的产业转移,中国的制造业会不会因此而削弱?

从数据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份额还在稳步上升,目前已经达到30%,今后还会以一个百分点左右的年增速上升,虽然部分产业转移到西方以及发展中国家,但比重较低,而且是属于低端的,不用过度担心。

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已经显著回升,三季度从GDP季调环比的增速来看也出现明显反弹,当然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可能像疫情前那么快,毕竟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还是受到了影响,疫情现在还没有消退。

与此同时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加速的不利情况,所以今后经济应该会有一个新的平衡点。

2023年我估计GDP增速要明显超过2022年,假设2022年GDP增速是3%左右,2023年的GDP增速应该在4%以上。当然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就是疫情不可把控,同时地缘政治的冲突何时缓解也是一个不确定性。

从目前来看,制造业的优势和困难并存。对于资产配置,我们应该抓住机会,抓住优势产业,避免弱势产业带来的风险。

从二级市场来讲,二十大报告也专门就金融以及资本市场提出论述,尤其对资本市场强调健全资本市场的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资本市场的功能包含很广,比如价值发现功能、投资功能、改善公司治理的功能、增强社会责任的功能。诸多的功能集资本市场为一体,我们也提出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随着房地产的走弱,今后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更多会体现在资本市场的实现方面。

二十大报告中也提到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也给二级市场带来了信心。

一方面资本市场依然要推进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健全资本市场功能、使资本市场投资的价值得到更好的体现。同时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意味着这个市场是有底的,这个底应该还是在一个估值合理的区间。

所以二十大报告对资本市场也是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它更多存在一个相对优势方面,也就是居民资产的配置是两大类,一大类是房地产,另外一大类是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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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长周期结束了,拐点已经出现

房地产的投资增速在今年出现了负增长,1~10月份是-8.8%,房地产的销量出现了20%以上的下跌。

中国经济正在面临一个大的变局,房地产从过去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现在变成阻力,它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的贡献。

正因如此,我们采取扩大基建投资的方式进行逆周期调控,并且在今年取得了显著效果。基建投资的增速去年估计在10%左右,即便出现这样的增长,它还是弥补不了房地产投资带来的负贡献。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房地产的长周期结束了,基建投资加上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在2017年底就已经见顶,现在即便再拉动基建投资,依然改变不了基建投资加房地产在整个GDP中占比的下降。

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大变局,过去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对GDP的贡献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今后投资对GDP的贡献势必下降,要稳增长,还是要通过消费来拉动,通过科技进步、自主创新、发展新兴产业。

中国是现代化所包含的制造强国,像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高端装备、芯片产业链、新能源产业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这些才是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所以要抓住这样一种新动能、新动力的机会。

对于房地产来讲,由于拐点已经出现,人口的老龄化、人口总量的减少都意味着中国经济面临大变局。通过对日本和美国的人口周期、房地产周期的比较,不难看出我们的房地产拐点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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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应该更多配置在金融,权益类是首选

对于中国居民家庭来讲,资产配置领域应该更多的配置在金融资产。

而目前现实情况是在中国居民家庭的资产配置当中,房地产的占比在60%以上,美国房地产的占比低于30%,从未来作为资产配置的趋势来看,应该会不断减少对房地产的配置,增加对金融资产的配置。

在金融资产里,权益类资产是首选,因为权益类资产目前处在历史估值的低位,它所蕴含的机会比较多。

从今年1~10月份数据来看,中国居民的储蓄已经出现大幅增加,意味着房地产销量减少的收入有相当一部分进入居民储蓄账户,而储蓄账户的钱会慢慢转向对金融资产的配置。

我认为现在还处在对金融资产配置信心不足的阶段,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阶段。当居民的金融资产处在低配阶段,权益资产的估值水平处在历史低位的时候,是加配金融资产,尤其是权益资产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我们做投资不能有羊群效应,还是要更多的运用相反理论,当大家都比较悲观的时候,你要乐观,当大家都过度乐观的时候,你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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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资或外资都有对A股增加配置的空间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大变局中,对我们直接融资比重的提升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从美国和日本信贷数据的变化来看,会发现它跟房地产的销量有明显相关性。销量下降时,信贷增速会下降,信贷占GDP的比重也会下降,直接融资的比重就会得到提高,意味着资本市场更具有相对优势,具有更大配置的价值。

目前A股市场的指数估值水平PE处在历史低位,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等指数的风险溢价水平也处在一个较高位置,意味着在这个位置上有相对投资价值。

在二十大报告之后,我相信有关部门会按照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要求,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提高资金融资比重,健全资本市场的各项功能。

举个例子,随着个人养老金业务的开展,长期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应该要得到提升,但目前来讲比例还是过低。从保险公司资管的配置来讲,它的上限是45%,但目前为止只有10%左右的水平,显然这种长期资金的来源是有保障的,它的资产配置中对权益类资产还很大的提升空间。

前段时间外资非理性的减持了我们的A股市,2021年外资净流入A股达到最高水平,但最高水平还是不高,今年整个外资还是净流出。

从未来来讲,中国的GDP要算到全球18%,但外资占A股流通市的比重只有不到百分之四的水平,这个比重未来的提升空间比较大。

所以无论是内资或外资,都有一个未来对A股市场增加配置的空间,这还没包括我国居民家庭在房地产配置的资金减持之后,流入到A股市场、金融产品的比重,这个规模是比较可观的。

目前中国房地产的住宅类总市值在400万亿左右,占GDP比重400%左右。这显然非常高,只要能够降低一部分配置,对A股市场就意味着有巨大的资金流入。

未来随着我们落实二十大报告,政策再到位,资本市场的发展空间非常大,融资功能、投资功能都能够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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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它们

第二个问题我们应该配置什么样的产品?

从过去来讲,传统产业在往下走,新兴产业在崛起,我们要寻找各种资产配置的线索,可以从生产、消费的维度去考虑哪些产品销量大,未来的消费的空间大,哪些产品是代表新兴产业发展的方向,这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配置上的思考。

总体来讲,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在于消费、自主创新、高科技,在于新能源,尤其是光伏、锂电池、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芯片、高端制造、新材料这些领域,今后发展空间非常大。

对于景气度向上的行业要给予超配,当然超配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它的价格是否合理。如果A股市场处在估值水平比较低的位置,现在配置应该还是一个好时机,未来经济增长动力还是靠技术进步、科技创新。

另外一方面,低估值也是一种重要选择。现在港股的高股息率品种配置的显现,科技股的估值安全性比较高,也是一个配置的主要逻辑。

从海外市场来看,目前在美元利率依然处在高位,美联储还没有放松货币政策的时候,风险还是比较大,还是不容乐观,相比之下国内市场的机会更多。全球经济的衰退意味着大宗商品的需求会下降,债券市场的风险依然存在,相比之下,权益类资产的机会更多。

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和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角度来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推动中国经济进步,资本市场中投资者应该顺应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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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长期超越大盘是大概率事件

问:当前科创板有点类似2012年的创业板,您刚才提到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高新技术和硬科技的科创板企业,所以您对于当前科创板是怎么看待的?

李迅雷:科创板已经成立三年多,经过一系列的调整,目前的估值水平也处在一个相对低位。我觉得科创板整体发展的空间、发展的前景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科创板是注册制试点的先行者,所以这里难免有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就像对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认识一样,优秀的公司大概不会超过20%,甚至在纳斯达克只有10%左右。

作为科创板的资产配置,还是要优中选优,选出精华,这种配置会更加安全,即便在短期内没有显著超越大盘,长期超越大盘、超越整个指数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就像美国纳斯达克成分股指数表现的一样。

所以在配置上面,第一要看估值,第二要看方向。科创板在估值上有一定优势,方向上代表中国未来经济,中国是现代化发展的大方向。

本文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个别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用户应考虑本文中的任何意见、观点或结论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请独立判断和决策。

A股这个位置有相对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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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不要期望再来一轮新的基建大潮 或靠房地产刺激来拉动经济

昨天,应邀在华安基金举办的“ 2020春季ETF与资产配置峰会 ”作了关于《全球疫情蔓延下对中国经济影响及应对之策》的报告。主要观点如下:

1、在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全球疫情大概率失控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可能出现衰退,而且这种衰退的迹象恐怕还是会持续下去,整个全球化或要告一个段落了。

2、我国在疫情之前对2020年的GDP增速目标应该是6%,现在恐怕要把GDP增速目标降到5.5%左右,当然一季度可能会更加难看,二三季度可能会有一个恢复,有一个比较强劲的反弹。

3、不要期望再来一轮新的基建大潮,或靠房地产刺激来拉动经济,它的边际效应是越来越弱的。

4、对于2020年来讲,我对资本市场还是比较乐观的。从投资的角度看,金融资产比房地产更值得配置,要配置头部的企业,而不是配置那种非头部的,炒题材、炒概念的风格难以持久。

5、2015年的情形应该不会重现。今年降准、降息的空间较大,让我想到了2015年的降准降息潮;但2015年既是金融创新之年,又经历了从加杠杆到去杠杆的过山车过程。如今跟那一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意识进一步提升了。

6、“估计2020的财政政策会大力放松,过去财政赤字率一般都在3%以下,2019年是2.8%。估计2020年会突破到3.5%。货币政策方面,已经步入降息周期,要降利率、释放流动性。

疫情或失控——

2020年全球经济在震荡中下行

我们在2月3日发布的《基于数学模型的新冠病毒传播预测》报告,预测结果与国内疫情实际情况比较契合:模型预测新增病例拐点发生在2月17日(中性假设下);截止2月29日,卫健委公布的全国累计确诊人数(不含港澳台)为79824人,模型预测值为78775人,仅相差1.3%。在疫情防控分区分级措施下促进复工,不会带来疫情的明显反复。

同时,我们认为国内通过严格的防控措施,已经将传染系数下降到了0.5左右(平均每个病人只能传染给0.5个人), 而达到这一效果可能需要将人员之间的接触频率比平时下降80%。

以国内防控措施的严格度和效果为标尺,评估海外疫情防控的难度:前景不乐观,失控的概率较大,加快特效药和疫苗的研制可能是应对全球新冠疫情的重中之重。从流行病传播模型来看,基本传染数要下降到1以下,才能控制疫情,而在其他参数控制得跟国内相同水平的前提下, 人员的接触频率要比平时下降66%以上,这对不少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可能存在较大挑战。

因此,海外疫情扩散短期内或难以控制,其危害可能明显高于过去几十年的其他几次疫情,将对全球的人员流动和经济活动将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将显著增加。

即便没有这个疫情,全球经济同样是处在下行趋势当中,比如 2019年,日本的GDP增速只有0.7%,美国的GDP增速2.3%,欧盟的GDP增速是1.4% ,无一例外都是下行。即便是大家所看好的印度,去年的GDP也是从上一年的7%以上下降到了5.3%。

所以在全球贸易摩擦、全球疫情很难以控制的情况下,今年全球经济出现了衰退的迹象,而且这种衰退的迹象恐怕还是会持续下去。故全球化进程或要告一段落了。2019年全球商品出口占GDP的比重已经出现了一个下行拐点,疫情的失控可能会对全球本来就偏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对全球经济不要过于乐观。

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全球性的2020年降息还会持续,降息意味着流动性还是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像美联储突然宣布降息50个基点,在 历史 上也是比较罕见的。如果没有疫情,降息也是大趋势,因为整个经济的回落,投资回报率、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是一个大趋势。故降息不是央行有意所为的, 央行只是去顺应趋势,所以降息的本质还是在于对本国经济的担忧 ,对于全球经济下行所带来的风险的担忧。

美国股市最近震荡非常大,美国股市周三为什么大涨,就在于“超级星期二”的竞选中, 桑德斯竞选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可能性不大了 。这使得投资者预期下一届美国总统的施政方针会比较温和,对于美国经济有利,对于全球经济也是有利的。

那么,全球经济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弱的走势,与长期和平导致的收入分化相关,收入分化带来了阶层的固化,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恶化,因为和平就意味着 游戏 规则不变。所以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只看它们的一个方面,还是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证去分析, 不要以为和平就是万事大吉,它会带来经济结构的固化,阶层的固化 。这种固化带的整个经济效率的下降,带来了中低收入阶层对现实的不满。

所以不管有没有疫情,像结构固化等问题,注定使得今后全球经济呈现低增长、高震荡特征,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会下降,大家避险的需求会上升。我在2018年就提出这样一个 “和平导致衰退” 的逻辑,并推荐黄金作为避险工具。这是一个长期逻辑,至于这个过程怎么去演绎,它一定会有反复,会有扭曲现象,但是总的趋势还是不变的。而且这种下行是处在衰退的趋势中,给中国经济也带来负面影响。

疫情加速中国经济结构分化趋势

中国经济在增速放缓的过程当中,同时也出现了经济结构的分化。如果付出很大代价去稳增长,也会导致诸多问题,比如说宏观杠杆率上升,居民收入分化、贸易摩擦加剧等。

因为要维持高增长,就要大出口,在全球经济当中就容易跟别国发生贸易冲突;追求高增长,自身的结构性问题就会出现,从而影响到消费,导致产能过剩;为了稳增长,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刺激又会导致债务率上升,反过来又会制约经济的增长。

任何一项政策都是有收益,同时也有代价的。故在不断的政策刺激下,全球经济不可能持续的高增长,因为增长是有极限的,资源的配置、经济结构在这个过程当中都需要有及时调整,如果不调整就会出现问题。我们看到 宏观杠杆率水平在过去的12年中持续上升,大约上升了100% ,包括政府杠杆率,企业杠杆率和居民杠杆率,都是在上升的。

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增长是有极限的,调整无法避免,洗洗更 健康 。我们现在处在分化当中,就是体现了这种存量经济特征越来越明显。所以 不要期望再来一轮新的基建浪潮,再来一轮房地产大涨来刺激经济,政策刺激的边际效应是越来越弱了。

存量经济特征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分化必然出现,分化体现在方方面面, 首先是人口的分化 ,我们现在2/3的城市人口是净流出,人口流入的城市是少数的,流入的城市主要在哪里呢?广东和浙江。这次疫情确诊人数多的地方,除了湖北以外,基本上都是经济发达地区,因为这些地方人口流动量比较大。所以人口的分化中,落后地区人口净减少,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杭州湾湾区、粤港澳大湾区,这些地方的 人口集中度都在提高 。

其次是居民收入的分化 。如高收入阶层与中高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较快,表现为奢侈品的销量大幅增长;低收入阶层在扶贫政策下,这几年收入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但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大幅放缓,与全球居民收入结构变化很类似。

实际上,真正拉动消费规模提高的是中低收入阶层。这次疫情也给中低收入阶层带来比较大的压力,比如农民工就业的问题,在复工潮当中,返城的农民工数量不到40%。回顾一下当年2009年次贷危机之后,农民工返城的比例也是大幅下降,但跟现在来比,现在要严峻得多。因为疫情叠加原先的结构性问题,使得分化现象加剧。

总体来讲,分化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如产业分化就是正常或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现象。新经济在高增长,传统经济在低增长,这就是新旧动能的转换。疫情也加速了头部企业和非头部企业的分化,像餐饮业里面的有些大型连锁企业,很容易的获得融资。而大部分中小的餐饮企业,现在可能就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又如,1~2月份全国房地产的销量也出现了严重分化。房地产企业销售收入从高到低排名,销量排名前十的企业销量尽管出现了回落,但回落幅度只有百分之十点几。而 第81~100名的销量回落超过40% ,这说明房企的分化现象非常明显。

从投资的意义来讲,要配置资产就要 配置头部的企业 ,而不是配置那种非头部的,炒题材、炒概念的企业。回顾 历史 ,其实全球都是一样的,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资本市场上赚钱的企业或者赚钱的投资者都是少数,基本上呈现出二八现象。

此次疫情加速了经济增速下行步伐,同时也加速了经济结构的分化进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有 健康 方面,即加速了新旧动能的转换。同时也有令人担忧的方面,如分化导致更加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些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来推进和弥补。

2020年我国政策应对举措与总体走向

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能要远超次贷危机。就看1~2月份的数据会发现,比如说6大电厂的日均煤耗明显要低于2016、17、18、19年,4个年份。第2个,从上海春运迁徙规模指数来比,也是一个大幅度的下降。从物价来讲,就菜篮子指数来讲,食品的价格出现了比较大的回升,加大了居民的生活成本。第三产业打击是最大的,包括航空、高铁、餐饮、 旅游 等,这次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影响不容低估。

同时,应对疫情的对策还是有的,比如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还是靠投资,而投资里面分三大块: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制造业投资目前总需求减少,所以它很难起来,但是基建投资是可以通过政策来推进的。

当然,对于政策的作用不要期望过高。如像最近有媒体说,十几个省份基建投资项目累加起来,总投资规模就达25万亿。这个有点偷换概念了,各省公布的只是报上去的项目,但这些投资项目是分阶段来实施的,而且有些项目能不能实施,它还需要有资金的配套配合,还需要国家发改委来批准。

所以我们不能把那些项目的意向书当作我们的基建投资的实际规模,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的三驾马车,是指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在目前情况下肯定要起主导的作用,从 历史 上来讲,基建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大概是不会超过25%的,通常情况下都在20%甚至更低。

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可以达到25%左右,要稳投资,肯定需要稳房地产。但稳房地产投资的前提是房住不炒, 现在政策的目标是稳定房价、稳定预期,不要让房价再暴涨,也不要让房价出现暴跌, 大跌那就是中国经济就会失控。这个逻辑比较清楚。

应对疫情,三大部门结构要加速调整

面对疫情,中国经济要稳住,还得靠投资发力,靠政府的组织资源能力。因为中国政府拥有的资源在世界各国中是最多的,如土地、自然资源,国有企业,行政性资产。这些资产加起来,那是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资产可以匹敌的。故我们要有信心,要有制度自信,尤其是应对危机,我国体制优势、制度优势等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

我认为,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长期存在,而且有固化趋势,因此,一定要处理好中央地方与地方政府、国企与民企、高收入与中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改革。长期以来,中央政府日子好过,地方政府日子不好过,故今后中央政府肯定要给地方政府增加财权。国有企业的日子好过,民营企业的日子不好过,国有企业尤其是银行,要向民营企业或非金融企业让利。就居民部门而言,怎么使得我们居民收入结构更加合理?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税改的方式来缩小贫富差距。

所以政策会逐步向扭曲的结构开刀,通俗讲,就是国有企业给民企让利,银行给实体让利,中央给地方让利,富人给穷人让利,这样整个结构会更加合理。比如说在疫情之下,我们的就业会遇到比较大的压力,怎么办?主要是通过扶持中小微企业,要解决就业问题,要给失业群体一定的补贴、发放消费券等。

财政政策肯定大力放松

货币政策进入降息周期

过去,财政赤字率也就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一般都是3%以下,2019年是2.8%。我估计2020年肯定突破了,突破到多少? 我的估算是到3.5%,甚至更高 。到 3.5%是不是就会有风险了?对某些私有制国家可能是,因为财政赤字率的分母是GDP,如果这个分母换成资产来讲,我们政府资产规模巨大,不用过于担心财政赤字率的上升。

货币政策宽松了,进入降息周期、释放流动性。从1月份到现在为止,央行已经投放了3万亿左右的流动性,一种投放规模在 历史 上也是前所未有的。通过下调LPR、MLF和逆回购利率等,使得市场化利率再往下走。美国降息,欧盟一些发达经济体降息了,它们降了之后,给我们也留出了更大的降息空间。

我的总体判断, 7天期的逆回购利率有望降到2.2%以下,MLF利率有望降到2.8%以下,10年期的国债利率有望降到2.5%以下 ,发达国家降息之后,我国降息空间更大了。对应地,在一城一策下,银行也会给房企更多的贷款,当然,前提是稳房价,今后,以鼓励房地产投资为目的的政策应该也会择机出台。

整体来讲,一个流动性宽松、利率不断下降的金融环境对资本市场是有利的,而且资本市场又在推进注册制的改革,大力支持新经济、技术进步等,这些举措还是会延续下去的。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之下,对于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来讲,应该抓住这么一次疫情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的机会。四中全会关于金融提出了48个字: 要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

2020年政策举措让人联想2015年大放水

对于2020年来讲,新冠疫情像一只硕大无比的黑天鹅,中国经济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抵御疫情的政策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我对资本市场的前景确实还是比较乐观的。

一方面,我认为国内疫情已经得到了基本控制,疫情风险不会无限释放。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衰退,发达经济体不断降息的大背景下,全球资金有望继续流向中国,同时,我国今后的降准降息仍有较大空间。

当然,有点担忧的地方是大量流动性在金融体系内流转,没有进入实体,让我想到了2015年的股市异常波动。例如,最近场外配资现象又有所抬头,部分股票的估值水平过高,呈现出泡沫。

不过,与2015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上上下下对金融的认识深度进一步提升了,经历了2016-2019年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大家对于金融去杠杆或稳杠杆的利弊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于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也认识更客观和理性了。

今年又是上交所、深交所建立30周年,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应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同时, 今年恰逢深圳特区40周年,上海浦东新区设立30周年 。这对于改革开放的纪念非常具有特殊意义。届时中央会给深圳和浦东带来什么样的“ 改革红包” ,值得期待。

科创板和或者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注册制的背后就是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且改革的力度是比较大的。总体来讲,我们高层把金融改革的重点、稳经济的融资功能等很大一部分放在资本市场上面,由此带来资本市场的活跃。同时,疫情扩散倒逼改革,推动了资本市场改革,国企改革、营商环境改善,政府提质增效等。

因此,经济处在下行趋势当中,转型动力也会越来越加大,同时政策力度加码,利率下行、财政发力,带来了不少结构性投资机会。希望随着疫情能尽早结束,中国经济会回归常态,资本市场发展空间也会更大。

风险提示:疫情失控,金融风险爆发

李迅雷房地产长周期结束了拐点已出现中国经济新动能在这些领域

新时期我国的经济新动能包括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10日讯(记者李冬阳) 2019年3月10日晚,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做客中国经济网在线访谈全国两会特别节目时表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有五大新的经济增长动能。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张相成/摄
第一,改善低效率的产业。能源、物流、通讯、融资、土地五大行业基础性成本较高,效率低,原因之一是这些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垄断,解决这些领域低效率问题可以提升经济增长。
第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的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后,会更多的用于消费,从而增加整个社会的需求,带动产业的增长。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需要创造更多的人力资本提升的机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教育、创业机会,激发生产潜力。
第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消费结构的升级主要在于城市里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升级。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在日常消费品方面的需求基本稳定,增速放缓,但是在医疗、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养老、旅游等领域的需求和消费逐渐上升,从而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能。
第四,前沿性创新。现在,中国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开拓创新,挖掘新的经济来源,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在前沿性创新方面,中国有三个显著的优势:一是中国市场大,容易形成商业模式,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带动技术创新;二是产业配套能力比较强;三是技术实力局部领先。
第五,绿色发展。绿色发展不限于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还包括了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金融、绿色产业链等更广泛的内容。绿色消费带来的经济提升体现在中等收入群体对绿色食品、环保无污染等方面的消费品质的需求的提升。随着绿色消费需求的增长,绿色生产才能更适应市场,从而带动了绿色生产相关的产业链。
刘世锦表示,“这五个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有三个特点:第一,对体制要求高,需要体制改革来保障。第二,与房地产、基建、汽车等支柱产业不同,这些动能不会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增长态势,而是以普惠的形式呈现。第三,这些新的增长动能见效较慢,无法立竿见影,需要有耐心、有毅力、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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