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投资者结构在过去几年快速变化，个人投资者占比有增无减。
日前，申万宏源发布报告，按照申万宏源研究所的A股投资者结构五分法，2021年一般个人投资者是A股最大的投资者类别，持有流通股比例达到34%，产业资本紧随其后，持股占比31.2%，专业投资者、个人大股东、政府持股比例分别达到22.4%、7.2%和5.3%。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投资者加速入场未改变机构化趋势，2021年末一般个人投资者和专业投资机构持股占比之差与2018年末持平，近10年两者之差下降趋势并未扭转，仍有大量投资者从持有股票转为持有公募基金等资管产品。
在投资者结构上，主要减少的是产业资本和政府持股，产业股东近三年来持续在二级市场净减持，国资改革加速推动竞争类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导致2021年末产业资本和政府持股合计占比由2018年超50%下降至36.4%，A股股权结构更加社会化。
个人投资者持股25.6万亿，占比34%位居第一
一般个人投资者继2015年之后再次成为持股比例最高的投资者类别。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产业资本自2010年以来几乎一直是A股流通股的第一大持有者，期间只有2015年股市大幅波动时一般个人投资者持股超过产业资本。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规模扩容和制度改革，个人投资者不断入市。
中证登数据显示，2021年新增自然人投资者数量达到1958万人，较2020年提升9%，在历史上仅低于2015年。
随着一般个人投资者加速入市，2021年其持股市值达到25.6万亿元，占比位居第一，达到34%，接近2015年水平。
个人投资者入场带来了市场交易活跃的提升。
2021年A股243个交易日中有149个交易日的交易金额破万亿元，其中有7个交易日超过了1.5万亿元，A股的日均交易金额达到1.06万亿元的水平，三年间提升了186%，日均换手率由2018年的0.90%增长至2021年的1.54%，三年间增长71%。
市场交易活跃度的提升与个人投资者的入场直接相关，由于个人投资者交易较为活跃，所以带动了全市场交易活跃度。据上交所年鉴显示，2017年及之前的数年内，沪市个人投资者在持股占比不到30%的同时贡献了沪市超过80%的交易金额。
产业资本和政府机构持股连续三年下降。产业资本和政府持股占比较高是A股相对境外市场的典型特点，这从侧面说明A股社会化程度偏低。
2018年两者持股占比合计超过50%。近三年产业资本和政府持股不断减持，导致两者占比均持续下降，2021年末合计下降至36.4%，较2018年下降14.1个百分点，A股上市公司股权更加社会化。
产业资本方面，产业股东近三年来持续在二级市场净减持是其持股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2021年重要股东减持交易中一般法人减持达到8315笔，合计减持数量达到275亿股，虽然较此前两年减持力度有所减弱，但仍呈现出明显的净减持倾向。相较而言，重要股东增持交易中一般法人增持仅达1195笔，合计增持仅100.2亿股。
政府持股方面，本轮国资改革的重点是推动竞争类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明确要求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合理设计和调整优化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改革中国有上市公司大力引入多元化战略投资者，优化股权结构。国有企业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直接推动A股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社会化程度提升。
公募基金持股6.4万亿，话语权持续增强
专业投资机构占比较十年前大幅提升。专业投资机构持股占比由十年前的15%左右显著提升，近年来稳定在20%至25%之间，公募、外资、私募和保险成为四大支柱，在专业投资机构持股中合计占比超过90%，“四足鼎立”的格局进一步强化。在偏股型公募基金的推动下，2021年公募基金持股市值达到6.4万亿元，在专业投资机构中的比例上升至38%，是2014年以来新高。
从资产管理角度来看，资管新规四年以来资管行业向公募化、净值化转型发展，行业规模经历了先下降后平稳攀升的阶段。2018年和2019年我国资产管理行业规模分别收缩11%和4%，而2020年和2021年分别回升9%和11%，2021年末我国资管总规模达到132万亿元，较2018年初增长4%，过渡期内资管行业总资产整体平稳。过渡期内银行理财、信托、券商资管的管理规模分别缩水2%、22%和50%，而公募基金管理规模逆势上升120%，达到25.6万亿元，已经由2017年的不足银行理财、信托的一半增长至超过信托、接近银行理财。
从专业机构内部来看，分化也非常明显，公募基金成为增长最快的部分。
报告显示，偏股型公募基金规模保持高速增长，公募基金稳居最大专业投资机构位置。2021年公募基金规模首次突破20万亿元，一举达到25.6万亿元，连续第二年增速超过20%，其中偏股型公募基金快速扩容，股票型、混合型基金规模分别较年初增长27%和28%，偏股型公募基金规模合计达到6.1万亿元，在公募基金总规模中占比达到24%，占比超过2018年的两倍。在偏股型公募基金的推动下，2021年公募基金持股市值达到6.4万亿元，在专业投资机构中的比例上升至38%，是2014年以来新高。
报告指出，公募基金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A股市场结构性特征。
当前A股市场总市值接近百万亿元，市场交易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一是不同板块交易结构差距较大，2021年创业板和科创板的年换手率分别达到553%和466%，而上证主板换手率仅250%，各板块换手率差距较2020年有所缩小，但仍然较为明显。
二是不同行业交易结构差距较大，交易热点呈现出行业轮动的特征，2020年换手率领先的通信（712%）、电子（649%）等行业2021年交易活跃有所下降，而有色金属（721%）、基础化工（553%）、钢铁（479%）等成为交易最热门行业。三是不同主题板块交易结构差距较大，热门主题中元宇宙主题板块换手率超过400%，锂电池主题板块换手率超过500%。
近年来抱团行为及抱团的瓦解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市场风格切换，例如2017年开始增持消费和科技股，推动了消费和科技板块的活跃，2021年回归周期股，推动了周期板块的行情。
几家欢喜几家愁。受持股比例和自身偏好限制，保险持股占比连续四年下降。保险资金作为市场重要的长期资金，对股票市场健康发展十分重要。根据NAIC年度报告，2019年美国保险业的现金及投资管理规模合计7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投入资本市场，长期债券和股票占比合计达到78%，现金和短期投资占比仅为4%。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英国保险机构的资产配置为固定收益类占比29%，股票占比48%（国内股票19%，国外股票29%），另有20%的其他资产和少部分的外国政府债券，其股票资产的投资比重很高。
而我国长期以来保险资金参与股票市场的程度不高，当前保险资金配置权益比例普遍在20%左右。2021年末保险公司持有的A股流通市值由年初的1.7万亿元下降至1.4万亿元，同期社保基金持股也有略微下降。
保险和社保基金合计持股比例由3.2%下降至2.3%，其在专业投资机构中的相对占比连续第四年下降，由2017年末的21.7%下降至2021年末的10.2%。
外资显著影响市场预期
申万宏源在报告中指出，2021年外资持股比例提升，但提升幅度放缓。2021年末陆股通和QFII合计持有A股流通市值4.2万亿元，占A股总流通市值之比达到5.6%，较年初增长0.2个百分点，增长幅度有所放缓，但仍稳居A股专业投资机构中第二的位置。
2021年外资持股占比增幅放缓，一方面是由于国际资金在全球配置中适当加大了对发达市场的配置比例，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本土投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股市值保持快速增长，而外资持股流入速度较前两年相对有所放缓。
外资机构对A股市场投资预期的影响明显。2021年以来外资进出A股仍有较强的顺周期性，2021年上半年A股行情较好时陆股通北上资金十分活跃，而2022年3至4月A股大幅回调期间陆股通资金整体净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市场的波动。
总体来看，外资在引导市场预期上的作用明显。2018-2021年间，陆股通持有市值增加最多的三大行业分别是电力设备、食品饮料和医药生物，而这三大行业也是近年来市场的热点，同期陆股通持有市值增加最多的三大上市公司分别是贵州茅台、宁德时代和招商银行，这三家上市公司股票在这一阶段的涨幅分别高达261%、627%和128%，全部A股上市公司陆股通持有市值变动与其股价区间内涨跌幅的相关系数达到0.26。
责编：王璐璐
2021年度中,以下哪类投资者市场占比最高
个人投资者。申万宏源发布报告，在2021年一般个人投资者是A股占比最大的投资者类别，持有流通股比例达到34%，产业资本紧随其后，持股占比31.2%。2021年A股243个交易日中有149个交易日的交易金额破万亿元，其中有7个交易日超过了1.5万亿元，A股的日均交易金额达到1.06万亿元的水平。
发挥资本中介功能 激发金融市场活力
金融体系制度建设与实体经济发展需求匹配不够。2018年以来金融与实体关系的失衡源于两个变化：一是以往由影子银行承担的实体融资需求无处承接；二是新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不断提升，但新经济和新产业对现有的金融体系难以适应。金融与实体关系的失衡表现为社融结构的失衡和居民财富配置结构的失衡。下一阶段金融市场的主要目标是，着力改善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匹配度，同时维持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之间的平衡。
激发金融市场活力需从畅通市场体系和发展机构主体入手：一是尽快疏通市场阻隔，有效承接社融正常需求，推进市场统一发展；二是促进以“券商+机构投资者”为特征的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建议从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机构投资者培育、银行和券商发展等方面完善资本市场架构。大力发展ABS是支持债券市场发展、解决非标融资下滑的有效手段。培育不同风险偏好的机构投资者，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前提。银行、券商各司其职，让券商发挥好资本中介功能。
我国已经明确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转向供给侧，转向创新驱动。也就是说，在新一轮改革开放进程中，民营经济、金融市场被委以重任。但是目前金融体系的转变还没有完全跟上实体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两个新的变化使得整个社会的投融资需求平衡被打破。第一，以往由影子银行承担的部分实体融资需求无处承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影子银行的资金池运作、刚性兑付模式掩盖了投融资需求不匹配的事实。原来，银行理财资金来自要求刚兑的低风险资金，对应的资产端则是以地方政府信用担保的低风险、长周期资产为主，现在资金端和资产端均在打破刚兑，投融资两端的风险均出现上升。
第二，新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不断提升。2011年以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第三产业GDP的比重从2011年的4.8%提升至2017年的6.4%，占GDP总额的比重从2011年的2.1%提升至3.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占GDP的比重从2011年的1.6%提升至2016年的2.0%。两大行业的增加值占第三产业GDP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从2011年的8.4%提升至2016年的9.5%；占GDP总额的比重也从原来2011年的3.7%提升至2016年的4.9%。
新经济和新产业具备的特征使其难以适应现有的金融体系。一是轻资产。这类公司最重要的资产为无形资产，比如知识产权等， 只有少量可抵押资产甚至无抵押资产。二是所处发展阶段一般为早期成长期，因此基本无信用背书。三是具有较高风险、无稳定现金流可追踪等经营特征，使公司难以通过银行风控获得信贷融资。
这种投融资与需求的不匹配表现在两个方面：社融结构的失衡和居民财富配置结构的失衡。最新的社融结构数据显示直接融资占比仍在下降，社融存量中人民币贷款占比接近七成，并且这一占比仍然在提升；非标融资占比、企业债券融资占比、股票融资占比均在下降。由于传统商业银行贷款难以覆盖中小民营企业，这种社融结构失衡的现象，导致部分依靠非标等方式融资的民营企业出现融资困难。同时，居民财富投资比例也出现失衡。我国居民财富主要集中在存款和房地产等资产上。根据不完全测算，在居民财富中，房地产占比超过70%，储蓄存款占比超过15%。
核心要义仍然是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三大良性循环。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三大良性循环。在央行等相关部委的政策引导下，金融体系内部的杠杆目前得到有效遏制，金融体系内部之间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均衡。但是自2018年以来，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被打破。因此，我们认为下一阶段金融市场的主要目标是：着力改善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匹配度，同时维持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之间的平衡。解决好了这三个良性循环问题，才意味着金融市场体系和新发展理念和经济发展方式相匹配。
为了更好地激发金融市场活力服务于实体经济，需要从疏通金融市场间的阻隔和发展金融市场各类机构主体入手。
(一)尽快疏通市场阻隔，有效承接社融正常需求，推进市场统一发展
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系下，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主要存在三大分割。一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分割。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法律依据、管理体制、经营机制以及监管上都存在一定的人为分割，资本市场的很多主体还不能顺畅地进入货币市场，银行、保险等机构还未能进入国债期货等市场，这使金融市场的效能不能得到正常发挥。二是债券市场的内部分割。目前我国债券审核主体、交易场所以及托管清算体系都相互分割。在债券发行方面，债券发行“多头管理”增加了债券招标发行的难度。在交易场所上，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分割使债券市场结构失衡，交易效率低下。截至2015年11月底，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规模占比超90%，交易规模占比约为82%，远超交易所债券市场规模。在托管清算上，中债登、上海清算所以及中证登三足鼎立的清算托管体系提高了债券交易成本，降低了市场交易效率。三是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分割。在分业监管体系下，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分别对银行信托、保险和证券基金期货等机构实行分类分离管理。因为金融市场内部分割，使本就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证券化市场更难得到发展，也就很难承接因非标融资受限导致的社融总额下降。
(二)促进“券商+机构投资者”为特征的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两类主体机构的培育尤其重要
以“银行+信贷非标”为主要特征的传统金融体系对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中国对由负债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更加谨慎。未来，资本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上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银行的信贷和非标的决策更多是基于企业的存量资产和负债水平作出的，银行总是在努力找到存量的担保或者隐形担保，因为只有这样银行才能化解他们所承担的储蓄和刚兑理财产品的风险。资管新规的出台打破了刚兑，也就打破了“银行+信贷非标”的模式链条。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再需要银行，不再需要信贷和非标，而是需要有新金融模式。当中央政府不断压缩地方政府的隐形负债的同时，亟需同步加快培育“券商+机构投资者”为主的资本市场架构。
这种市场化的新金融体系，除了上述的市场规则、市场之间的畅通等问题之外，核心是让市场主体作用得到发挥，尤其是券商和机构投资者。因为机构投资者是专业、理性、服从于委托人利益的市场化的力量，是代表资本的力量，是服从于投资回报的商业化力量。券商是居于机构投资者和发行人，或者说企业之间的专业中介，是市场的组织者，是交易的推进人，是价格的发现者，是新金融体系的市场化配置力量的影响者。“无形的手”是金融规律，是经济规律。只有这两股力量同时发挥作用，金融市场才成其为市场。更重要的是，这两股力量都服从于投资回报，都基于企业未来现金流的判断，不是基于过去的资产负债，不是基于担保和抵押。
未来，如果银行和证券公司各司其职，银行主要负责间接融资，即通过信贷模式支持实体经济和传统经济，证券公司主要推动直接融资发展，通过帮助企业发行股票债券、完成产业整合，通过加强交易和衍生品创设等业务，更高效地发现价格，降低交易成本，帮助企业和个人管理风险，也就化解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重大风险。
以下具体从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机构投资者培育、银行和券商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1、大力发展ABS是支持债券市场发展、解决非标融资下滑的有效手段。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已经初步形成了较完善的市场交易体系，国债、地方债、企业债、政策性金融债、短融和中票的流动性较好，但其他固收产品整体的交易并不活跃，产品种类与境外成熟市场相比也有很大差距，无论从丰富产品种类、完善风险对冲工具，还是加强交易平台建设等层面，都是长期发展的方向。短期来看，要抓住当前资管新规推动非标资产转标的机遇，大力发展ABS，丰富债券市场产品种，推动直接融资发展。
资产证券化对缓解当前因社融下滑带来的企业潜在流动性风险也有巨大的意义。近10年来，地产和基建对影子银行即非标融资的依赖程度较高，在资管新规落地后，以银行理财为代表的资管产品对非标资产的投资要求更加严格，使得非标资产规模下降导致社融增速明显下滑。为化解企业融资链条中断可能带来的风险，最好的方式是实现非标资产转标，但对于很多企业而言，通过传统的公司债、企业债和股权融资获得资金的难度较大。因此，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对接项目融资需求是最适合的方式，同时可以实现资产出表、降低资产负债率。
按照监管主体，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可分为证监会主管ABS(信贷资产证券化)、银保监会主管ABS(企业资产证券化)、交易商协会主管ABN(资产支持票据)以及银保监会主管项目资产支持计划(保险资产证券化)等四种类型。截至2017年末，资产证券化市场存量规模达19454亿元。其中，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6766亿元，占比34.8%；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11847亿元，占比60.9%；资产支持票据产品798亿元，占比4.1%；保险资产证券化产品43亿元，占比0.2%。2015年以来资产证券化规模快速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于企业资产证券化，小额贷款、应收账款、企业债券占据了主要的市场发行量。在2017年，证监会ABS的基础资产类别愈加多样化，与房地产相关的CMBS、REITs等成为市场创新的风口。此外PPP资产证券化也在政策激励下成为市场的新热点。
短期除了加速发展ABS外，在提高债券市场流动性，满足机构投资者风险管理需求方面，也可以引导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参与国债期货交易。目前国内国债期货的主要参与者是证券公司等非银机构，从机构风险偏好、交易目的、现货定价能力、持仓稳定性等方面看，经常存在市场策略趋同、市场定价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偏离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还在于缺乏银行等具有更强定价权、风险管理能力和对市场波动容忍度更高的机构投资者。目前国债现货市场中，主要的交易商、做市商和承销商都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由于其负债久期较长，是超长期国债的主要需求方，在超长期国债的定价方面拥有相对优势，因此加快推动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参与国债期货有助于活跃债券市场流动性，更好地发挥国债期货的风险管理功能。
此外，考虑商业银行交易体量相对较大，在相应机构参与初期做好仓位限额管理，避免对市场带来冲击、放大波动。同时交易所也可以考虑针对性地推出大宗交易机制。
2、培育不同风险偏好的机构投资者，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前提。
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无论从市值结构还是从交易结构来看，机构投资者占比仍然较低。从市值结构来看，2017年产业资本(包含个人大股东)持股市值占比最高，为49.85%，个人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为25.74%，政府(包含证金和汇金资产管理)持股市值占比为12.1%，境内投资机构持股市值占比为10.34%，境外投资机构持股市值占比为1.97%。
从交易结构来看，个人投资者占主导地位。根据上交所统计年鉴披露，2016年上交所个人投资者交易量占比为85.6%，专业机构占比为12.2%。其中，投资基金占比3.5%，其他专业机构占比8.7%，一般法人为1.4%，沪股通为0.8%。
通过对比2017年末美国投资者持股市值结构，我们发现虽然其家庭投资者持股市值最高(占比为39%)，但以共同基金、境外投资者、养老金、ETF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也接近60%，远超过个人投资者，并且美国没有规模巨大、流动性较低的法人股，因此美国股市受机构投资者的影响要远大于国内A股市场。
我国债券市场投资者结构呈现出以商业银行主导、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分层结构尚未形成的基本格局。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不断丰富，其中银行间市场的投资者全部为机构投资者，包括人民银行、财政部等特殊结算成员、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保险机构、基金公司、非金融机构、非法人机构投资者、境外机构投资者等。交易所市场的投资者分为合格投资者和公众投资者。以上交所为例，合格投资者包括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等非法人机构投资者，QFII和RQFII 等境外机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的企事业单位法人、合伙企业，名下金融资产不低于人民币300万元的个人投资者等。
整体来看，我国债券市场是机构投资者主导的市场，这与境外发达的发展特征是相一致的。但我国机构投资者类型相对单一，以银行间市场为例，2017年末商业银行的债券托管市值占比高达67%，远远高于其他机构。市场的活跃性和流动性的提高需要有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为基础，市场参与者风险偏好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制约我国固定收益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投资者的投资偏好来看，基金公司偏好企业债和公司债，交易占比接近70%；保险和社保基金对公司债、企业债及国债的交易相对较高；券商自营的交易结构更为均衡，国债、地方政府债、中小企业私募债及公司债和企业债都是重要交易品种；境外投资者主要交易的品种是国债和企业债；专户理财、信托和券商资管及一般法人是中小企业私募债的交易主体；一般法人是可转换公司债的交易主体。
目前我国推动机构投资者发展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启动了第三轮国有企业股权划转社保，到2018年3月已有三家央企试点，国有企业股权划转社保一方面有助于解决部分养老金缺口，另一方面也为资本市场培育了重量级机构投资者。
3、银行、券商各司其职，让券商发挥好资本中介功能。
从英、美、日三国的经验来看，直接融资比例的提升是伴随着混业经营发展同步推进的。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继续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混业经营程度进一步深化，同期直接融资比例持续攀升，由58%上升至76%。美国在1990年允许银行附属公司经营债券承销和买卖业务，1999年正式开启金融混业经营。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直接融资比例逐步提升。日本1981年修改银行法，允许银行经营有价证券业务，标志着日本金融混业经营逐步开启，直至1993年日本正式进入混业经营，日本直接融资比例也是逐步提升。我们认为金融业混业经营将分别形成以银行为主导和以券商为主导的两大金融集团，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集团在固定收益、外汇和部分贵金属业务上具备优势，以券商为主导的金融集团在权益和大宗商品业务上具备优势。
无论是以银行主导还是以券商主导的金融集团，都要实现银行和券商功能的隔离。银行专注从事信贷业务，投行部门建议成立为子公司，可以与集团下属的券商合并一起从事广义的投行业务，银行资管业务由理财子公司承接，这样一方面可实现金融集团下各金融业务风险隔离，另一方面使各金融业务专业化运作。
为了更好地实现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满足投融资需求的目的，券商作为资本市场核心中介的功能要进一步突出，体现在券商的业务模式上就是从事做市交易和衍生品创设业务，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完善资本市场定价功能，同时通过衍生品创设满足客户风险管理的需求。但券商资本中介功能的实现需要监管层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例如逐步推出做市交易和新的衍生工具等。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