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海水，内地是河水。香港机构是海虾，内地机构是河虾。两种虾在对方的环境里是无法生存的。”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肖耿强调，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不是合并”，“要保留‘两制’的优势”。
在肖耿眼中，香港虽有着制度优势，但也有着难解的困局：产业空洞化、楼价高、收入不公。他把香港比喻为“失去腹地的曼哈顿”，建议以“特区中的特区”的路径，解决香港内部的深层次矛盾和外部的供给不足，实现大湾区城市合作的多赢。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强调，香港与内地城市合作不是“合并”，要保留两制的优势。图为深港边界。（资料图片）
香港需要以湾区为腹地扩容
香港01：如果内地提升了金融开放程度，推动与香港离岸市场的联系程度的话，香港资金自由的成熟金融体系，会否对内地尚未发展的金融体系造成一些风险和冲击，发生类似“内房美元债危机”这样的事件？
肖耿：内地地产商到香港发美元债，实际上就是一个监管漏洞。如果有监管，那么就应该是对每一个市场主体有精准监管，例如在香港要监管，在内地政府要备案。现在的情况是“监管套利”，房地产企业在内地贷不到钱，因为内地不允许房地产企业杠杆率过高，企业就跑来香港借钱、发债，这属于监管机制未成熟之下的浑水摸鱼。
这种“监管套利”是被明确禁止的。例如，中国证监会最近就明令禁止一些内地人通过沪深港通去买A股。为什么这些内地投资者要在香港买A股呢，因为在内地不能借钱加槓杆，但是在香港可以，没人管，所以这些内地投资者就通过香港来买A股。这些“监管套利”的“开放”对实质经济是没有好处的。
香港01：您在《用“特区中特区”和大湾区腹地破解香港困局及粤港合作瓶颈》一文提到不少深港合作、大湾区合作以及国家和香港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倡议陆港相互开放。若要避免“合作”之后发生诸如“内房美元债危机”，陆港之间应该如何相互开放？
肖耿：放眼望去，全世界的“湾区”都是一个整体，不是分割的。只是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有几种货币，分割成了不同制度。我们要利用这个东西，将大湾区变成内循环和外循环交界的高地。所以，我说的开放和合作，也不是传统的“一体化”，不是说香港和内地城市之间完全开放。
我说的，是一种建立在数字化环境基础上的精准监管，把香港这个“好制度”辐射到内地。香港作为一种制度体系是很受欢迎的，是具备“亲和力”的。这种亲和力，在于它与世界的联系紧密。外国人来到香港像回了家一样，内地老百姓也很喜欢香港。香港有差不多10%的人口拿着外国护照，依然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
随着国家推动“双循环”，外循环经济活动愈来愈频繁，离岸服务需求只会愈来愈大。但另一方面，正如我前面所说，香港是需要“扩容”的。香港制度的供给不够，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提升香港的供给能力。
香港01：香港“供给能力不足”这个说法很新鲜，造成“香港制度供给”不足的原因是什么？
肖耿：香港有个问题：金融业的成功带动房地产行业，以及会计、法律等服务业，把很多生产要素的成本提高了，反而导致产业的空洞化。于是，香港就成了中国的“曼哈顿”，那“曼哈顿”怎么可能会有工厂呢？
产业空洞化、房价高、收入分配不均，这些情况都出现在香港。一般来说，在全世界大的城市群，如果是实体产业或中低收入的人碰到这个情况，就会离开中心区，离开曼哈顿，去周边地区，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地搭建产业。
然而，在“一国两制”之下，很多香港人不愿意离开香港，因为一离开了就会失去香港这么好的制度环境。你会发现一个问题，香港的亲和力是用来吸引全世界的企业和人来高效工作和舒服生活，但香港现在只有一半的条件——它制度是可以的，但是物理空间不够，产业结构严重畸形。
深层次地看，香港失去了它的“腹地”。曼哈顿周边很多城市都是它的腹地。有人每天去曼哈顿上班，下午晚上就回家，回到周边城市去居住。但在香港，大部分人是没办法在香港上班，然后住在深圳的，只有极少数人会这么做，要过关很不方便，更何况现在还没法通关。
按照世界经验，城市的发展是有梯度的。曼哈顿是中心，离它愈远，楼价就会愈便宜。产业同样也会根据楼价进行分布。要设工厂就没必要设在曼哈顿，要搞一个荷里活，也没必要放在曼哈顿。但是，如果你要设投资银行、设律师事务所，那肯定是曼哈顿。
香港的核心竞争力是开放型的制度，但这个巨大的亲和力被深层次的问题抵消了。例如，金融人才来了香港，带着做工程师的太太，那太太就会找不到工作。然后居住环境还特别小，假如他在曼哈顿工作，还可以在新泽西住个“大house”。你在香港怎么可能住个“大house”？
肖耿提出“特区中的特区”的方案，认为可以为香港和内地城市的合作带来双赢。（受访者提供）
在内地打造“特区中的特区”
香港01：香港应该如何“扩容”，把自己的“亲和力”辐射到内地城市？
肖耿：香港需要和大湾区合作，将大湾区作为它的腹地。我的研究就是要把香港跟大湾区的优势结合，这个结合很复杂但也非常重要。未来，香港需要对中国内地开放，同时内地也要对香港开放。把香港的一些制度用到内地的试验区来，这就是我提出的“特区中的特区”的概念。
扩大供给，意味着需要更大的空间去容纳办公楼、住宅和人才，但是香港的土地不够，我们可以把眼光看向香港周边的卫星城，例如横琴、前海和南沙等试验区。具体的操作就是把香港的制度以“气泡”形式嵌入到内地的试验区，引入香港的市场主体，例如银行、医院、学校甚至社会服务机构，以香港的监管、香港的制度来运作，这不就等于扩大了香港吗？这种合作还有一个好处，香港不需要担心基础设施，因为这些卫星城的发展都比较成熟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扩大香港提供离岸服务的能力。
举个例子，一个在香港的机构，可以在香港和内地同时有办公楼，但按照香港的制度监管。这样既减低了成本，也扩大了市场，而这些机构不会跟内地在岸机构去竞争，依然提供离岸服务，只是物理空间不一定要在香港。我们可以利用数字化监管技术去实现精准监管，以扩大香港的供给能力。
内地城市也有它的优势，例如我住在深圳，深圳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快，办公楼比香港还多，还便宜。如果一些香港银行、医院、学校在这里落地，很多在香港的居民可能会选择来深圳继续为香港机构服务。至于机构的税收可以给香港，而土地租金就给深圳。
最重要的是，香港有了物理基础，才可以去吸收全球的人才、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他们来香港的目的是为了利用香港这座“桥梁”，投资中国或者帮助中国投资海外。对这个桥梁的需求是有增无减的，但是香港提供服务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我1992年来香港，当时700多万人口，今天还是700多万人口。那时候，深圳几乎没什么人，现在都差不多2,000万了。香港一直没有增长，也就没有规模。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来说，和大湾区合作是最好的。
但要注意，这个合作不是“合并”。香港的体制是“海水”，内地的体制是“河水”，海水和河水不能搞混。香港的机构是“海虾”，内地机构是“河虾”，其实两者都不能适应彼此的环境，所以不能搞混。但是可以互相渗透和合作，这样大家可以双赢。
香港01：这样的合作如何解决香港产业空洞、楼价昂贵等深层次问题？
肖耿：在没有进行转移支付之前，香港有26%的贫困人口，虽然政府会对他们提供一定帮助，但我们要看到，现在这26%的贫困人口是被集中在“曼哈顿”。我换算一下，大概就是200多万港人，如果让他们有机会在大湾区发展，其实对大湾区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大湾区现在实际人口已经差不多快一个亿了，接受200万人口并不算什么。
这就等于为贫困人口提供了一个选择，可以去离曼哈顿更远的地方，那里房租、物价更便宜，生活更舒服，机会更多，但制度不变，依然在香港机构为香港服务。那麽整个香港最深层次的问题，住房不够、工作机会不够、收入差距大，就可以缓解了。另一方面，香港最有竞争力的“制度”，在金融方面的“监管”，就有可能在大湾区的支持下，完全发挥出来了。你可以试想一下，一家跨国公司若要为中国服务，到大湾区内地城市来设机构，他们是不熟悉内地的制度的；到香港设机构则可以解决制度问题，但是没有地。如果是用香港的制度，但是大湾区内地城市有地，一切就简单了很多。
注意，这是“腹地”而不是“飞地”（注：飞地是指在某地理区划中有一块隶属于他地的区域），飞地是很麻烦的，很难管的，历史上没有很成功的经验。“制度气泡”既能给老百姓一种选择，也方便香港人在内地以香港的营商环境、生活方式来工作和居住，这对香港人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香港的机构来了，可以带来地租收入和更高水平的企业运作经验，与内地的合作也变方便了。
原文网址: 香港金融突围．二｜独家对话肖耿：以湾区腹地打造“特区中特区”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775995
政策与实践研究所简介
政策与实践研究所负责建立具有国际视野与务实风格的高质量金融智库平台，承接决策部门与业界委托的前沿政策课题及对话项目。研究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凝聚融合学界、业界、监管及政府部门的经验与智慧，为促进深圳大湾区和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献计献策。
研究所所长由肖耿教授担任。肖教授还兼任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深圳先行示范区与横琴自贸片区专家组成员。在加入深高金之前，担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实践教授、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及北大汇丰智库副主任。曾任香港大学金融与公共政策实践教授、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副总裁、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全球中心主任、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香港证监会主席顾问及研究部主管、以及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开发署顾问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