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证券交易所。（东方IC/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0月4日《南方周末》）
新财富评选的一个重大意义，就在于将分析师与手握重金的机构投资者用共同利益捆绑，具体方式是将新财富评选结果与机构的交易佣金分配制度挂钩。
真正掌握话语权的是少数买方机构，新财富变成了一场少数人的游戏。
券商们最大的“名利场”突然消失了。
2018年9月21日下午，诞生于2003年的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宣布停选。早些时候，中国证券业协会刊登了30家券商退出该项评选的声明。
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原是证券行业规模以及影响力最大的评选活动，起初由《新财富》杂志主办，隶属深交所。两年前，深交所将其股权转卖给民营企业后，停办的传闻就不时甚嚣尘上。
对于新财富评选的功与过，业内众说纷纭。支持者认为，新财富评选能够让所有分析师及其团队的推荐与评级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对于完善和健全中国分析师制度，增加分析师行业透明度，杜绝分析师“黑嘴”和“庄托”现象有着积极作用。
但由于缺乏统一标准的评选方式，新财富评选的公正性又始终受到质疑。尤其在面对当选后的巨大利益时，分析师们容易与投资机构、上市公司形成合谋，想要保持独立客观的研究立场并不容易。
秦明最近失眠了。因为新财富停选，他三年的努力“打了水漂”。秦明供职于一家中型券商研究所，其团队曾数次上榜新财富行业评选。
三年前，秦明从一家金融机构跳槽到当前供职的券商，起薪30万，和原先职位的差距并不大，但吸引他的是职业上升通道，也就是每年11月揭榜的新财富评选。一旦上榜，用他的话形容，“这是普通年轻人实现财富自由、走上人生巅峰最快的路径。”
如果用行话说，在A股市场只有三种分析师：新财富第一名、新财富上榜、新财富未上榜。
秦明表示，这是每一个券商分析师都想跨过的三道坎。“应届研究员的年薪是10万—20万，资深分析师是30万—50万，新财富上榜的至少能有100万，如果拿到第一，五六百万起薪也有可能，还不包括佣金提成。”
跳槽、涨薪，甚至千万收入，正是新财富评选让所有分析师趋之若鹜的直接原因。
券商分析师的工资、奖金、声望几乎都与新财富挂钩。普通分析师的底薪差距不太大，但若拿了新财富名次，不仅基本薪资迅速涨到百万级别，名气提升还会带动公司和研究所的佣金收入，随之个人拿到的奖金和佣金提成也会更高。
更重要的是，新财富为分析师们提供了向供职单位谈判的“筹码”，如果没有高薪留任，分析师完全有可能“用脚投票”。
此前因写出《新5%比旧8%好》《5000点不是梦》等报告而闻名业内的国泰君安前首席宏观分析师任泽平，就是在2015年获得新财富首席宏观分析师后，于第二年跳槽至方正证券，并以1500万年薪在2017年加盟恒大集团，一时轰动整个行业。
每年的7、8月，也就是新财富评选开始公开征集候选人和投票人的时候，分析师们由此进入工作旺季。此后三个多月，他们除了要跟进上市公司年中报告、撰写常规报告，路演、调研，和投资机构、上市公司的联络更是马不停蹄。因为投资机构拥有新财富评选的投票权。
秦明记得2018年最忙的一周里，他飞了5个城市，平均每天参加4场路演，两顿饭的时间都在和上市公司或者投资人聚餐。
“这段时间，所有分析师都打足了‘鸡血’，你要向投资人展示你一年的成果，不断向他们强调你的价值，为他们挣了多少钱、提供了多少服务。”这一过程也被业内称为“拜票”，请客、喝酒自不用说，最好还能带上一两只短期内能上涨的股票推荐给对方。
秦明自嘲，自己的体重和脱发情况均以新财富为周期波动变化。每年新财富评选季来临，他的体重就开始飙升，“85后”的他脂肪肝数据已然超标。他说，分析师的职业寿命不长，五年基本就算出师了，十年还能坚守一线研究的更少，这一行表面风光，实则太苦、太累，属于高脑力、高体力的活儿，吃的就是青春饭。
然而，新财富评选消失了。
新财富决定停选的那一天，秦明还在外地路演。此前他曾听到风声说新财富可能停办，但过去两年这样的消息屡次传出，最后被证实只是传言，所以他仍在做积极筹备。但是接到主办方手机短信的一刻，秦明心中“五味杂陈”。
没有了新财富，意味着分析师们失去自我定价的标准，失去了向公司提出涨薪的议价能力。“新财富就像我们这群分析师的‘高考’，金榜题名意味着鲤鱼跃龙门，现在它说停就停了，几年的心血付诸东流不说，未来缺乏评价系统，研究所的人力成本那么高，降薪、裁员都有可能。”秦明担忧地说。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形容，卖方与买方的关系就像是诸葛亮和刘备。在资本市场中，诸葛亮是卖方分析师，刘备是买方投资者。前者像提供参考的谋士，后者是做出决定的将领。
但在实际情况中，券商成立的研究所本身不做投资，分析师们只负责生产报告，供机构投资者参考。新财富评选的一个重大意义，就在于将分析师与手握重金的机构投资者用共同利益捆绑，具体方式是将新财富评选结果与机构的交易佣金分配制度挂钩。
吕晗原先供职于一家保险资管，现任进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一直是券商口中的买方。
买方在评价券商服务时，会采用所谓的“派点制”——让机构内部人士给不同券商打分，以此决定券商的分仓及佣金比例。换言之，研究分析团队服务越好、越受机构欢迎，派点就越高，收入自然也就更高。
这与新财富的评选模式相当一致，即按照买方投票为分析师打分，分析师越受欢迎，他的评选名次越高。也就是说券商只要参考新财富排名，就能大致弄清哪些分析师最受买方欢迎、能为自家券商带来更多的佣金。
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对于分析师的价值曾有过精辟描述，他认为分析师的价值和作用在于独特的客户关系和影响力。一个分析师在上市公司那里能获得比别人更多的信息，基金经理那里他能赢得更多的信任，这是客户关系。而比专家学者更知道投资者心理，更懂得把握时机发布自己的研究报告，甚至左右股价，是分析师的市场影响力。
对新财富获奖分析师来说，这相当于一个“赢家通吃”的局面。一旦获得市场知名度，分析师就能影响公司股价，进而与上市公司形成更紧密的关系，建立起独家信源。而依靠独家信源，又能够让机构投资人更为依赖分析师所提供的服务，进而为其所在研究所增加派点，又或者将新财富选票投给这位分析师。
“这本身是机构投资者对券商良好服务的回馈，反映在实际层面，就形成了新财富的投票机制。”吕晗解释。
然而，伴随分析师人数增长，卖方出现了研究过甚的现象。
吕晗感觉到，2010年后，新财富评选开始由比拼研究水平转变为比拼研究加服务。由于优质的上市公司资源有限，各家分析师的信息渠道差异不大，形成了卖方分析师研究趋同的状态。“研究过甚必然导致对公司过度跟踪，无法挖掘出超额信息和超额收益，那么这时候，券商只能通过服务来弥补研究的不足。”
转向服务竞争，也成为了新财富评选遭人诟病的源头。
行业此时出现了一类分析师，买方称其为“包打听”。这类分析师的长处不在其研究能力，而在于和上市公司的关系，能帮机构投资人问到内幕消息，诸如一家公司的实际业绩是多少、重组计划是什么。
但有时机构投资人也会上当受骗。“‘包打听’明明没有这个能力，为了拿好处骗说自己问到了，等到事情败露就推说是上市公司骗他，就跟‘碟中谍’一样，防不胜防。”吕晗无奈地说。
和买方越发紧密的利益，有时也让分析师沦为掩盖上市公司真实经营情况的帮凶。尤其是在中报前后，为了讨好买方、为自己拉票，一些分析师甚至会隐瞒机构重仓的上市公司股价下跌的真实原因，违心出具“买入、增持”的建议报告。
新财富的停摆实则早有端倪。
2018年9月初，证券业协会向券商下发了《关于加强对证券分析师参加有关评选活动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对分析师参加评选活动提出了八项要求，其中包括不得进行利益输送、不得拉票、不得“晒牛股”等。
而上述拉票方式在新财富历史上屡见不鲜。每到新财富评选季，分析师们大多如八仙过海。2018年新财富，有券商组织的“另类饭局”爆出不雅照片和视频，不仅几位当事人被取消了新财富评选资格、接受调查，还被视作券商集体退出新财富的直接导火索。
高善文指出，卖方分析师行业有“名利合一”的特点，为夺排名，不少分析师开始在“拉票”环节上猛烈用功，券商遇此也顺水推舟，甚至倾力为之。他形容“每年媒体组织投票之际，卖方分析师拜票之激烈、拉关系走门路之喧嚣、耍嗲卖呆之不堪，令人不忍形诸文字”。
根据新财富规定，评选采用券商推荐的方式，确定候选名单；采用评选投票方填写评选问卷的投票方式，按一定权重将各方投票结果汇总产生具体奖项。
投票方均以机构为单位，公募基金、券商资产管理、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买方机构都属于投票方，各机构的投资总监、投资经理都拥有投票权。投票人被要求按照名次顺序填写心中排名前五的分析师，然后按照5、4、3、2、1的权重加总某位候选人的所有评分，得出他的评选总分。
但是，每一家机构手中的票数、权重又不一样，这跟所处行业、业务规模都有关系。
以2014年的评选为例，一直是投票大户的公募基金公司，被要求以近一年四次季报平均值为基础。按这一规则，基金规模越大，其投票的权数就越多，这家机构对最终评选的影响力也就越大。
类似投票机制问题，显示出新财富评选的某种导向性，对于像公募基金这样的券商佣金收入“大头”，新财富会提高他们的话语权。反过来这也导致分析师越发地依靠拉选票、讲关系的方式赢得评选，而不是靠真正的研究实力取胜，因为他只需要“搞定”最大的那几家机构就能保证赢得评选。
在上述投资总监看来，比起停办，新财富最需要的是改革，解决上述问题的方式很简单，在目前四千多个投票人的基础上扩大票源即可，“如果投票人扩大到一万人、两万人，那他们自然不会再去拉选票，因为选票太多拉不过来，反而能促使研究人员回归自己的业务本质。”
《新财富》杂志原本属于深交所，早在新财富评选之前，深交所就开始组织对券商优秀论文的评选，属于当时业内极少数的权威评选活动。
2000年，国内最大券商国泰君安合并后的第二年，李迅雷被任命为研究所所长，对研究所定位做了改革，将其功能由原来的对内服务延伸至对外输出。
那一年，恰逢基金行业获得大发展，基金公司成为了券商对外服务的首个尝鲜者。
李迅雷曾撰文回忆，这种服务理念（的转变）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不仅得不到支持，还在实施过程中遭受到了极大的阻力。“公司养了你们，应该多为公司服务！对基金服务，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每年公司会议上，研究所都成为其他部门批评、指责的对象。随着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的崛起，研究所的众多研究员们也意识到，研究所的工作不能只满足于缺乏竞争机制的对内服务。
卖方意识的转变，新型市场的加持，促使了券商研究业务的转型。2000年的时候，国泰君安研究所的分仓收入只有100万左右，到了2008年，公司分仓佣金收入已经达到了4亿元。
而2003年新财富评选的诞生，无疑成了加速这一过程的催化剂。
继2003年首届新财富评选举办成功后，各券商就开始顺应游戏规则。2004年，国信证券在业内率先给出分析师市场化定价，参照“新财富最佳分析师”榜单，以年薪30万—50万元公开招募首席分析师，当年年末，国信证券就将同年获得行业第一名的原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肖利娟、郑东等十余名最佳分析师揽入怀中。
中信证券于2005年成功上市募资后，就重金将当年榜单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的4个行业第一名纳入旗下，最终在2006年的“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中摘得12个研究领域的第一名，并此后五年蝉联最佳研究团队第一的宝座。
按照新财富名单高薪挖人，一度成为券商发展研究业务的“标配”。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家券商研究所的人员配置基本稳定下来。
直至2015年11月，中央第七巡视组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进行为期近两个月的巡视，针对巡视过程中暴露出深交所的下属公司股权投资层级过多、链条过长、偏离主业等问题，深交所立即向旗下产业开刀。
作为整改结果，工商信息显示，2016年12月，《新财富》杂志大股东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将其90%的股权转让给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唯一的股东就是深交所。
（应受访者要求，秦明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