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重视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强调市场的作用，我们的国情决定了需要特别重视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这关乎企业的发展，个人的前途，投资的路径。
这是第四篇，前三篇请移步：
投资者在政府和企业这个关系中处于第三人的状态，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投资企业，产生投资收益。因此，投资者需要独立判断在这个关系中，企业的收益或者受损情况，从而预判未来的经济活动。
政府的行为活动，又同时对投资者本身产生影响，所以投资者又必须对这个影响，形成整体性判断，也就是政策对整体市场的行为和心理影响，需要特别注意。
近年来，我国的资本市场逐步发展壮大，各项规章制度也日趋完善，以往我们的市场参与者有90%以上都是散户，这几年这个比例慢慢降低，机构投资者逐步增多，整体市场以西方的机构投资者为主的成熟市场迈进。
我们看国外的变化路径，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专业投资机构的持股占比逐渐提高。从1951年到2021年，美国各类境内机构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提升了37个百分点，持股市值占比由5.49%上升至42.4%。并且机构投资者的占比结构不断出现新的变化。
70与80年代美国养老金持股市值占比提升，1953年时，养老金持股市值占比仅为1.26%，到1985年，养老金持股市值已经达到27%；90年代，美国共同基金的持股占比开始快速增长，1991年，共同基金持股占比约7.05%，到2001年便增长至21%。英国市场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在1981年就已取代个人投资者，成为持股市值比重最大的投资者类型，彼时机构投资者占比约51.1%。在中国香港股市中，2005年至今，机构投资者的交易占比基本维持在50%以上，2019年，中国香港中机构投资者交易额占比达53.4%，其中本地机构投资者交易占比16.8%，外地机构投资者交易占比36.6%。
图表2：1951-2021年美国股票市场投资者持股市值比重
另一方面，境外市场个人投资者占比持续下降。20世纪40年代，美国个人投资者维持在90%以上。在最高峰的1945年，美国个人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达到94.85%，其他各大金融类机构投资者占比仅约4.8%，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散户持股市值比重下降了约六十个百分点。中国台湾股市个人投资者比重从1997年的56.27%下降到2019年的35.55%，二十余年里下降了21个百分点。日本股市中，1986年，个人投资者持股占比为22.3%，截至2021年6月底，日本股市个人投资者持股市值比重为16.8%，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英国股市在1963年时，个人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是54%，到2018 年底已降至13.5%，在55年的时间里，英国个人投资者持股占比下降了41.5个百分点。
图表3：1986-2021年日本股市投资者持股市值比重
市场开放性提高，外资比重提升。1991年，日本股市境外投资者持股比重仅为4.7%，截至2021年6月底，其境外投资者持股比重已达30.2%，是日本股市中持股市值最高的投资者类型，在三十年内提升了25个百分点。这与日本80与90年代股市对外开放加速直接相关。英国股市在80年代后，境外投资者占比开始攀升，2012年后已发展成为英国股市的主导力量，近十年占比始终在50%以上，截至2018年，英国境外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为54.9%。中国台湾股市的境外投资者持股比重从1997年的8.73%提高至2019年的27.39%，境外信托基金是持股比重上升最快的一类投资者，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台湾股市的对外开放与国际化政策。
中国台湾股市投资者结构演变中最突出的经验是成功地通过股市国际化，提高了机构投资者比重，使个人投资者持股比重下降，降低了市场波动性。
中国台湾股票市场也曾经历过高波动、投机氛围严重的时期。80年代之前，台湾股市规模较小，发展较为缓慢。散户持股市值占比达90%以上，短线资金炒作盛行。80到90年代初，中国台湾股市暴涨暴跌幅度全球罕见。1985年7月到1990年2月，中国台湾加权指数从最低点636上涨到12682点，上涨幅度达到19倍，这一时期的涨幅位居世界首位，随后在1990年短短7个月，又从最高点下跌近一万点至2560点，下跌幅度之大创下全球股市跌幅的纪录。中国台湾股市在八十与九十年代经历多次股市动荡的原因是多样的，如股市规模小；大量的资金只能投资于规模、数量较少的股票；市场供不应求。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投资者结构中散户比例较大，机构比例低，市场投机盛行导致稳定性差。在此背景下，中国台湾监管层在多重压力中加快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引进境外机构资金。
投资者结构并非自然转变，而是依赖政策的主动引导和作为。
图表5：1951-2021年美国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交替上升
截至2020年底，个人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为39%，一般法人持股市值占比为44%，全部机构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为12.22%，其中公募基金比重最高，占流通股市值的7.51%，外资持股占比为4.06%。与境外成熟股票市场相比，中国股市机构和外资有较大提升空间。例如2020年底，美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合计持股占比为43.5%，香港股市机构投资者占比51.74%，日本为16.6%，英国为27.6%（2018年数据）。
图表6：中国股市投资者结构现状（流通股市值口径）
在由理性、专业投资者为主的股票市场中，股票价格往往能够充分迅速地反映市场信息。机构投资者具有更高的信息优势，在市场信息挖掘中起到关键作用，定价效率更高。股价同步性（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是衡量市场定价效率的经典指标，反映了单只股票价格与全市场股价的联动程度，该指标越低，表明股票价格反映了更多的异质性信息，定价效率更高，指标值越大，表明股价中包含的公司个体信息越小，定价效率越差。机构投资者比重低会导致价格发现功能被削弱。市场短线投资投资者比重大，错误定价往往普遍存在。Eun等（2014）研究了全球47个国家的股市定价效率，结果显示中国股票市场的定价效率在47个样本国家中表现较差。
图表8：各国股票市场定价效率对比
图表9：2001-2020年中国股票市场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结构
2018年后，随着市场规范性的提升，股市机构化趋势则明显加快。2018年资管新规发布，2019年《证券法》第二次修订，传统通道类产品受到抑制，公募基金净值型、主动权益型产品比重上升。2020年，居民资金加速涌入公募基金市场，监管层鼓励鼓励保险、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入市；管理资产规模约6万亿以上银行理财子公司相继成立。外资进入的步伐继续加快，A股相继被主流国际指数纳入，明晟公司将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并在2018年提高纳入比例。2019年，富时罗素将A股纳入全球股票指数体系，道琼斯全球指数将A股纳入指数体系。国际指标的纳入给A股带来外部增量资金，投资者机构化的步伐正在加速。
长期资金入市，包括公私募基金、券商资管、银行理财、保险资金、信托公司等在内的专业机构投资力量不断壮大。证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末，境内专业机构投资者和外资持仓占流通市值比重由2017年初的15.8%提升至23.5%。与此同时，2021年我国个人投资者交易占比首次降至70%以下。
具体来看，基金数量和管理规模大幅上涨。据Wind统计，截至今年9月底，公募基金产品总数量达10190只，管理规模合计达271031.96亿元，相比2012年底的1174只、27971.84亿元，数量和规模均实现了近10倍的跨越。
中国当前的股市投资者结构是股票市场各类问题的上游资金根源。个人投资者占比较高，机构力量薄弱对市场造成了如下影响：一是市场稳定性差、波动幅度大。以换手率和波动率来衡量股市稳定性，在全球范围内横向比较来看，A股稳定性明显弱于境外成熟股票市场；二是市场具有明显的交易风格，长期配置风格不显著，优质企业与业绩较差企业的分化仍然不够彻底；三是市场定价效率低，机构投资者比重过低导致机构投资者的价格发现功能被削弱。
我们从这些例子看到，去散户化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必然阶段，未来机构投资者将成为市场的主流，但这样的情况发生很显然也在是政策推动之下的，诸如养老基金，公募基金政策，海外投资者政策，深港通陆港通等。这是政府政策对投资者的被动影响。投资者需要不断的充实自身的认知，在这样一个信息越来越发达有效的市场里，明辨真理。
另一个我想谈的话题是主动认知，投资者需要分辨自身获取的信息质量。
信息的获取和分析，对形成投资决策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宏观的国情落地
巴菲特曾经在股东大会上这样说：
国外投资大师曾经说，微观是我可以努力的，宏观是我必须承受的。这句话没错，但是在我们国家，宏观有时候是能让投资者致命的。国外大部分国家是小政府体系，我们则不同，我们是大政府体系。
西方经济学非常重视市场的作用，而常常忽略政府和人的因素。而我们要特别主要政府和人，这就是我们的国情。如果投资者在做决策的过程中忽略了，有可能会死的很惨。
有过实业经验的朋友应该知道，在我们特定的国情下，做企业离开政府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属于保姆式政府，政府主导了企业需要的各项生产资料，土地，人员，资金，税收等，在企业发展初期，通过补贴和税收返还，使企业发展上快车道。在企业遇到经济困难时，政府会竭尽全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特别是那些大企业，上市公司，关乎一个地方的税收，GDP和就业，都是当地政府的重中之重。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是西方经济学落地中国必须要加上的因素。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城投公司深度参与各项经济活动，在某些领域享有绝对垄断权。投资者既可以参与国企的股权投资，也可以投资民企，旺旺为这些国企做配套的机会也是大有可为。在经济大发展时期，全社会都在不断向前，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