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恐惧的时候，我就贪婪。”
虽然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价值投资”，但查尔斯坚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股市最终会从赌徒市场成长为投资市场。作为巴菲特式的价值投资者，他的投资风格就是“买入，然后持有”。
他说：“有时候香港（股市）就是我的提款机，我知道它能给我疯狂的投资回报。”今天，身边君想和你讲一个股民的前尘往事。以下，Enjoy：
春晓 马赛客基 | 作者
2015年8月一个星期四的上午，香港红磡港晶中心，有18年港股投资史的查尔斯在办公室看盘。当时市场正经历6月份以来的第二波狂跌，而他正处于罕见的“兴奋”期。
那一周，A股连续遭遇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二。周一沪指下跌8.5%，周二继续暴跌7.63%，失守3000点。查尔斯专注耕耘多年的H股同样表现惨淡，恒生指数比一个月前跌了2800多点。
中国市场的恐慌迅速波及华尔街。8月24日，道琼斯指数开盘一度跌了1100点。周四这天，彭博网站大鸣大放的新闻头条是“下一场大萧条会产自中国吗？”。
然而恐慌跟查尔斯无关，在这愁云惨淡的一周，他在自己红磡的办公室，淡定地买进了千万级别的H股。“人家恐惧的时候，我就贪婪。”
“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真正要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查尔斯补充道。
01
戴着金边眼镜，穿着休闲鞋和休闲短裤，说话轻声细语的查尔斯笑起来像知识分子版的“老顽童”。
红磡是香港的交通枢纽、文化重地。自1993年从四川来港，查尔斯几乎一直在红磡附近工作和生活。红磡几乎有香港的所有优点：要海景有海景，要繁华有繁华，要宁静有宁静。你甚至能在这里吃到非常正宗的川菜，一切都在步行距离内。
2015年8月，查尔斯在红磡临海买下了一个100多平方米、总价2700万港币的公寓，那是由李嘉诚的公司开发的一个新楼盘。
这个价位的“豪宅”对于把“三面下床”作为毕生追求的香港普通百姓来说，绝对是天方夜谭。对查尔斯而言，不过是十分低调的另一次置业而已。
查尔斯穿着简单，不追求名牌，坐飞机只坐经济舱，不开豪车，喜欢公共交通出行—他的本田奥德赛七年开了一万多公里。他的早餐数十年如一日，是OK便利店的花生味瑞士卷。走在大街上，你不会多看他一眼。
事实上，哪怕已经丰衣足食、财务自由，查尔斯依然清晰地记得挨饿的日子。
02
查尔斯七岁那年，“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家里六兄妹都吃不饱饭。
他和三哥一起，每天凌晨步行5000多米，去成都的八里庄煤场捡煤炭渣卖。两兄弟分工明确，三哥负责去抢运煤的蒸汽火车上抛洒下来的煤炭渣，查尔斯负责看装煤炭渣的筐和包。天亮后，两人再说服运货的板车师傅，帮他们把煤炭渣运进城里卖给小吃店的老板。
捡煤炭渣的生意半偷半抢，难以长久。终于有一次兄弟俩被人抓住，还被没收了“作案”工具—一个军用帆布背包。为了让六兄妹吃饱饭，查尔斯的妈妈又想出一招，就是自己做锅盔—一种成都小吃，让查尔斯和三哥搭电车去火车北站附近兜售。
小小年纪的查尔斯和哥哥不得不学会一边跟顾客打招呼，一边跟潜在的饥民周旋，保护自己和锅盔，以免遭到偷抢。
儿时吃过的这些苦，让查尔斯对后来得到的一切都倍加珍惜。
尽管生活艰难，查尔斯还是难得地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他读《毛泽东选集》，读苏联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小说，读父亲默写的古诗词。直到今天，他还能一字不漏地背完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1978年，他别出心裁地报了美术专业，结果落选。在母亲的鼓励和敦促下，查尔斯第二年又考了一次。为了准备考背功的科目，他把内容写在卡片上，卡在自行车的龙头上面，一边骑车，一边背诵。
死记硬背查尔斯不怕，但数学对他来说就难了。1979年，满分100分的数学，查尔斯只考了15分。即便如此，他的分数还是让他顺利地进入了当时的四川财经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西南财经大学。
“这是我人生很大的转折。”查尔斯说。
03
从四川财经学院毕业后，查尔斯进入银行系统工作。
经过坎坷的青少年时期，他的人生进入“一帆风顺”的状态。他工作仅一年就当上科长，三年之后当上处长，还曾被下派到当时的万州区当副市长。不过现在的查尔斯，无论是外表、气质还是谈吐，已经没有“领导”的痕迹。
1993年年初，查尔斯来到香港。他做电子零件的进口贸易，从海外进口零件，重新分装后卖到内地。那让查尔斯赚到了第一桶金。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查尔斯开始尝试投资港股。“我那时运气好，正好有钱。”查尔斯在1998年恒生指数6000多点时入市，他记得香港政府入市是8000多点。
为了对抗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代表的炒家，稳定香港金融市场，香港政府于1998年动用外汇投入股市，最终投入约1200亿港元购入港股。
香港政府最终打赢了这场保卫战。政府的平准基金退出后，不但没有损失，还净赚了983亿港元。
查尔斯的投资重点是在港上市的国企股。1993年，第一只国企股“青岛啤酒”在香港上市。截至2015年7月31日，在港交所主板上市的H股一共有188只，创业板有24只。
在内地长大，并且在银行和基层工作过，这让查尔斯对内地企业的文化、运作规律和行业背景都比较了解。
“比如中石油，我比巴菲特买得还低。”查尔斯说。
根据巴菲特致股东信的披露，自2003年4月，巴菲特以每股约1.6～1.7港元的价格大举买入中石油H股23.4亿股。四年后他接连七次，以13.47港元的均价全部抛空所持有的中石油股票，赚到277亿港元。
令查尔斯印象深刻的另外一只“不受待见”的国企股是在香港上市的东方电机。
“当时整个市值3000多万，股价三毛多。我知道是好股票，买了一些，后来涨到60多。”查尔斯说。东方电机总部位于四川德阳，后更名为“东方电气”，截至2015年8月底，其在港股的市值为31亿。
在多年的投资生涯里，查尔斯一直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他关注公司的基本面，研究财报，阅读大量关于公司和行业的新闻和信息，但从来不听内幕消息，不听股评家的分析，不预测经济、市场或者股价。对于自己“搞不懂”的股票，比如科技股，他也不去碰，哪怕这意味着会错失一些好股票。
“腾讯三元多的时候我抽到一些，涨了几倍就卖了，因为看不懂嘛。”查尔斯说他丝毫也不遗憾，“一旦错过，我绝对不会回头”。腾讯经过拆股，2015年截至目前的最高点是每股170港币。
“有些事情错了，我认。股票涨十倍，我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所有的风险，都是我自己承担。”查尔斯说。
04
2016年4月初的一天，查尔斯像往常一样来到红磡的办公室。跟半年前兴奋的买入状态相比，此刻的查尔斯似乎风平浪静，波澜不惊。
时隔半年，股市横跨了一场蒸发掉5万亿美元市值的股灾，以及上至中央部门、国字头金融机构，下至大小券商基金、中小股民的监管“大地震”。
此时此刻，A股依然在3000点左右苦苦徘徊。中国经济转型前景不明，金融改革途径看似愈发坎坷，人民币贬值预期下资本流出压力加重，此情此景，2015年股市的歌舞升平感觉像是“梦一场”。
回顾这半年的投资历程，查尔斯开门见山，承认自己“犯了错误”，首当其冲的就是“买入太早”。
查尔斯从2015年8月上证综指跌到3000点左右时开始买入H股，一直持续到2016年春节。
中国股市经过2015年夏天的暴跌后，曾于年底回升至3600点。但2016年A股以两个熔断开始，1月份连续下跌，跌破2015年8月股灾低点，并于1月27日触到2638.3点。
查尔斯太早出手，“节奏没有掌握好”，因此“买得越来越慢”，甚至遭遇资金报警。
2016年1月底，查尔斯遭遇了近20年职业投资生涯里第一次“margin call”，被要求追加保证金。他不得不卖出一些没有或者较低抵押率的股票及债券。春节，查尔斯发现A股和H股的差价进一步拉大。于是他开始卖出A股仓位，买入H股。
市场一跌再跌，让查尔斯再次深刻认识到其“不可预测性”。坚持“不做差价，不猜股价”的他，能做的只是努力把自己的资产摆放在一个“最适当、最舒服”的位置。
这半年来，查尔斯一直反思：行走江湖多年，风格一向谨慎的自己怎么会犯买入太早的错？
“我认为自己受到了去年市场情绪的影响。”4月的这个上午，穿着红色运动鞋、休闲衬衣的查尔斯和颜悦色地告诉我。
2015年清明节前后，H股由于内地资本快速涌入爆发了一波大幅上升行情。那段时间，查尔斯跟朋友们对港股的未来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纷纷认定“港A股”时代即将到来，个个“欢欣鼓舞”。查尔斯当时觉得，香港股票一定会和内地股票接轨，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
然而查尔斯和其他投资者翘首以盼的港股盛宴并没有来临。港股短暂的上涨行情很快就随着A股股灾的到来偃旗息鼓。随着股灾的深入，港股里许多中资个股的跌幅比起同类A股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跟查尔斯持仓密切相关的港股“国企指数”就从2015年最高的15 000点，跌到了2016年2月初的7500点不到，这导致他的市值急剧缩水。
“没跌到一半，但也跌得很伤人。”他说，“现在来看，那个时候应该清醒点，甚至卖出一些股票。”
港股里的国企股“涨得比A股慢，跌得比A股凶”，这种现象在查尔斯看来违背逻辑。作为笃定的价值投资者，在自己财务状况不崩溃的情况下，他选择坚守。
“市场就是这样的，你说它失真也好，错误也好，不是我能控制的。但我相信有一天大家会醒悟过来，会达到某种平衡。”
05
经历过2015年中国股灾，面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重重迷雾、外资的撤离，查尔斯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依然坚定。他坚定持有处于转型、苦苦挣扎中的能源类股票，哪怕很多股票净值相比买入时已经折半，盈利不断下降。
煤炭和传统能源行业关系“国计民生”。查尔斯坚信，虽然这些公司现在很痛苦，但在国家调整，该下岗的下岗，该补贴的补贴后，剩下的骨干企业还是会有出头之日。
“我是价值投资嘛，我就等它穿越周期。”查尔斯说。他对周期性能源股的信心部分来自之前的成功操作。
查尔斯翻出自己记得密密麻麻的手工账本。如果仔细看，你可以看到在市场相当恶劣时，他卖出和买入了哪些股票，也可以看到买单盘越挂越低。
查尔斯这几年开始投资一些收益较稳定的优先股和高息债。虽然他做债只有两三年，但经历过2015年“起死回生”的“佳兆业”事件，查尔斯认识到境内和境外对国内债市的理解存在差异，这意味着潜在的套利空间。
2015年1月，佳兆业集团（HK01638）在深圳的数十处房产项目遭调查锁定，随后公司主席、副主席以及首席财务官等多名高管相继离职。这一事件在二级市场上迅速引起连锁反应，佳兆业的五只离岸债券价格跳水，快速变身为“垃圾债”。
查尔斯2015年以均价90元买入的佳兆业债券，一度跳水到32元，但现在已经“起死回生”，回到了80多元。
“西方企业经常破产，国内企业破产概率没有境外投资者和评级机构认为得那么痛苦，内地政府还有个抢救啊，乱七八糟的找钱的事情。比如佳兆业，它最后还是要解决，要收场。”查尔斯说。
随着2016年许多地产债纷纷转回内地，寻求更便宜的资金，查尔斯今年开始购买工业股债券。
06
查尔斯在投资中的角色既是操盘手，又是持有者、分析员，还是风险控制师，一个人从头到尾把事情做完。
良好的阅读习惯也让查尔斯在投资过程中受益匪浅。他广泛阅读，独立研究自己想要投资的公司。
查尔斯的女儿Teresa说，父亲每天“雷打不动”，早上起床后必然先去大楼里的会所看一小时报纸；晚上七八点钟吃完饭，他会再到会所阅读，一直看到10点关门，周末更是如此。“会所里面有十多种报纸、杂志，我爸什么都看，连八卦杂志也不放过。”Teresa说。
虽然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价值投资”，但查尔斯坚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股市最终会从赌徒市场成长为投资市场。
作为巴菲特式的价值投资者，他的投资风格就是“买入，然后持有”。这样的投资理念决定了他极低的换仓率。他通常持有不超过25只股票以及一些债券，每年换手率不超过20%。“证券公司是最不喜欢我这种人的。”
“我的投资其实波澜不惊，在外人看来，甚至非常沉闷。”查尔斯说，但他觉得价值投资符合自己的性格、人生观、能力。“我真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适合我干的事儿。”
在2015年的采访中，查尔斯提到自1997年以来，自己在港股的投资收益率超过了巴菲特的28%。他说：“有时候香港（股市）就是我的提款机，我知道它能给我疯狂的投资回报。”
来源：身边的经济学（ID：jjchangs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