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纽交所交易大厅内，正在工作的交易员们
2月27日，杰罗姆·鲍威尔（Jay Powell）上任美联储主席后，首次出席听证会，便在金融界掀起各种波澜，包括抛出了通胀可能加速的美联储预期。
另外，针对今年2月初，短短几天之内，数万亿美元两度沉浮的过山车之旅，他也就肇因发表了自己的评析。用专业术语来说，鲍威尔不认为ETF（交易所交易基金）是罪魁祸首，不过他也承认，这一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虽然鲍威尔都放话了，但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近几年的变化太大、太快，就理解交易市场中的人机互动而言，我们根本没有十足的把握。ETF的交易，尤其是迅雷不及掩耳的自动化交易，是我们对股市和债市运作的诸多顾虑之一。
简而言之，现如今，支配交易过程的更多的是软件与计算机，而不是喊单、经手琐碎工作的人类。在全球范围内，这场转变牵涉到几十万亿美元的资本，所以，它值得引起更大的关注。
ETF的崛起凸显了交易市场之中，技术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EFT是反映指数或投资主题，如半导体制造商或全球消费股的一篮子低价股票或债券，可以像一般股票一样买卖，目前成交量占到美国股票交易的30%。但ETF是按单位交易的。
假设我持有一只反映美国所有大型企业股的ETF，那么，当我出手该ETF时，这一篮子股票中每一家公司的股份都被出手了一部分。拥有几十年历史的传统共同基金也是如此，但共同基金每天只能交易一次。ETF的交易只需几分之一秒就完成了，这也就意味着，每一只股票或债券都可以在几分之一秒内交易一次。
计算机程序处理数据的速度有多快，这些交易就有多快。这些程序，连同驱动它们的算法，即将搅乱并扭曲全球的股票与债券交易，而它牵涉到的，将是数万亿美元的巨额资本。
有近两年多的时间，全球股市都异常平静，平静得让人心虚。2016年2月到2018年2月，美国股市稳步上行，即便下跌，跌幅也十分有限。与此同时，美国政坛风云变幻，全球危机层出不穷，但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多年动荡，如今的金融市场显得格外消停。
2月初，这个平静期终于以戏剧性的方式，划上了句号。短短数小时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以几百点的幅度上下震荡，全球其他主要股指也都乱了阵脚。目前，风暴似已平息。然而，这几周的动荡触发了人们蓄积已久、但尚未彻底理解的不安。
市场的起落是一种常态；向来都是如此，未来也不会例外。但令我们感到陌生的，是算法和程序在毫秒之内，在没有人类直接介入的情况下，替代人类完成的交易，以及这些交易扮演的异乎寻常的角色。到目前为止，这一角色仍未被我们充分理解。
ETF在市场交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那只是近几年的事，在它出现之前，市场当然也经历过恐慌与崩盘。但近期的风暴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技术正在改变金融市场，其剧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它在社会其他领域引发的变革。最好的应对方法，是学会去理解它，进而约束它。
光凭ETF本身，原先的局面还不足以被打破，怪就怪软件程序与算法可以在各种条件的触发下，自动发生交易。近期大量抛盘继而买盘的行情之所以发生得如此迅猛，原因之一就是有几个程序在算法的控制下，以每分钟数千次的速度，生成了自动买入与卖出订单。
由于ETF是一篮子股票，而且ETF的种类数以千计，比起每一笔交易都需要人工生成纸质凭据的时代，算法触发可以使股票换手率呈指数级增加。以前，市场换手一轮需要几天，现在，随着ETF与算法的结合，这只要几分钟就完成了。技术能加速一切，自然也能加速市场。
几万亿美元的股票能在数小时内，以10%的幅度剧烈震荡，就是出于上述原因。诚然，在过去，集体抛售导致崩盘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但2月份这波行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没有人做决定的情况下，数小时之内，市场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卖盘继而买盘的行情。人群会争相抛售，导致股市或债市崩盘，但人类交易员不会在短短几分钟内，在大抛盘时突然掉转方向，又开始买盘。
可算法就会这样。
当然，计算机生成的交易程序是由人创建的，人类会为其编写指令。但通常，与这些指令挂钩的并非企业基本面，而是市场走向。换言之，很多程序的预设逻辑，就是价格开始下行时卖出，当降至特定点位时再次买入。
而现实远远比这复杂得多，尤其是考虑到结构化衍生品，其目标就是催生两倍或是三倍于某一指数或板块的回报，或者反其道而行；以及日益强劲的期权市场，作为未来买卖的权利，它们本身的交易也如机关枪一般迅猛。
其结果就是，现在，任意时间点上，市场的绝大部分都不是由人的决定所主宰，而是计算机基于程序相互交易的结果。我们没有能信手拈来的确切数字，但据摩根大通（JP Morgan）最近的估计，当前市场中，由人类交易员基于企业基本面做出的交易决定只占到一成。
随着更多的资金涌入ETF，由算法支配的交易也越来越多，股市与债市的本质正在发生转变。至于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不得而知。
到目前为止，机器操作的效果就是加速买卖周期，故而，这次大落大起的行情就发生在短短几天之内，而不是几周或几个月。这一点本身无伤大雅，这些计算机生成的风暴过去后，一切都会恢复平静。
但要是风暴没有平息呢？要是程序出现故障或是崩溃呢？面对算法交易、高频交易和ETF等投资工具构成的全新混合体，全世界的监管机构都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控制风险。
过去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机构的重点，都是防止上一场金融危机的重演，而且往往和所有金融机构一样，它们也是被动响应多于主动防范。那些全球最大的银行也不例外。
面对程序之间相互交易的前景，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缺少暴跌与暴涨的刹车机制，当前的熔断机制根本不足以应对。
和其他领域一样，在股市和债市中，往往只有在危机之后，人们才会采取行动，但不同于其他领域的是，在大震荡来临之前，我们已有足够的“前震”作为预警。
机器的崛起不一定会成为市场的威胁，但除非做好规划，否则，整个金融体系的未来都岌岌可危。
翻译：雁行
校对：其奇
编辑：颖仔
来源：W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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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级贷危机的成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成因:引起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风暴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
利息上升，导致还款压力增大，很多本来信用不好的用户感觉还款压力大，出现违约的可能，对银行贷款的收回造成影响的危机。
在美国，贷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贷款无处不在。当地人很少全款买房，通常都是长时间贷款。可是我们也知道，在这里失业和再就业是很常见的现象。这些收入并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有收入的人，他们怎么买房呢？因为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他们就被定义为次级信用贷款者，简称次级贷款者。
由于之前的房价很高，银行认为尽管贷款给了次级信用借款人，如果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则可以利用抵押的房屋来还，拍卖或者出售后收回银行贷款。但是由于房价突然走低，借款人无力偿还时，银行把房屋出售，但却发现得到的资金不能弥补当时的贷款＋利息，甚至都无法弥补贷款额本身，这样银行就会在这个贷款上出现亏损。（其实银行知道你还不了。房价降温，另一方面升息都是他们一手掌控的）
一个两个借款人出现这样的问题还好，但由于分期付款的利息上升，加上这些借款人本身就是次级信用贷款者，这样就导致了大量的无法还贷的借款人。正如上面所说，银行收回房屋，却卖不到高价，大面积亏损，引发了次债危机。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通常采用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相结合的还款方式，即：购房者在购房后头几年以固定利率偿还贷款，其后以浮动利率偿还贷款。
在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加上前几年美国利率水平较低，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
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尤其是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购房者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次贷危机”。
对中国的影响:第一，次贷危机主要影响我国出口。
次贷危机引起美国经济及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而这其中最主要是对出口的影响。2007年，由于美国和欧洲的进口需求疲软，我国月度出口增长率已从2007年2月的51.6%下降至12月的21.7%。美国次贷危机造成我国出口增长下降，一方面将引起我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放缓，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小于劳动力的供给，将使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增加。
其次，我国将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趋缓的双重压力。
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以及我国冰雪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的农产品、生产资料、生活消费品等价格持续上涨，目前已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2008年1—5月份累计，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8.1%，流通环节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16.7%。同时，人民币升值又将进一步影响中国出口增长。
最后，次贷危机将加大我国的汇率风险和资本市场风险。
为应对次贷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弱势美元的汇率政策。美元大幅贬值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汇率风险。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美元贬值10%—20%的存量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在发达国家经济放缓、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元持续贬值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变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加速流向我国寻找避风港，将加剧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
次贷风暴之鉴
美国次级抵押信贷风波起于今春，延于初夏，在仲夏七八月间扩展为全球共振的金融风暴。虽经各国央行联手注资、美联储降低再贴现利率等干预措施，目前危势缓解，但其冲击波仍在继续蔓延。国内舆论8月以来已对此国际金融事件给予较高关注，24日以后，又有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报相继披露所持次贷债券数额新闻发生，更证明了中国在危机中难以完全涉身事外。
当前，准确估计包括三大行在内的中国金融机构在次贷债券投资中的损失，恰如整体评估此次全球次贷风暴整体损失之原委，尚嫌为时过早。然而，以宏观视角细察此次全球性次贷风暴积聚、爆发、扩散之路径，已可总结出若干经验教训，对资产价格泡沫畸高、资本管制将去未去的中国正是镜鉴。现实表明，金融自由化在本质上应当是金融体制的进步，其中包括风险防范体制的不断完善。监管层、金融机构、房地产业等领域的“有力者”，均应加倍警惕资产泡沫，切勿以今日的快感换取明天的伤痛。
国际观察家在分析此次金融风暴时普遍认为，美联储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衍生品市场脱离实体经济太远、金融文化仍有欠提高，乃是此次金融动荡的三大原因。其中尤以第一条为甚。
在美国历时最长的经济景气结束后，网络泡沫破灭、“911事件”等因素，迫使美联储连续降息。没有理由指责这一经济刺激政策的总体取向。但在具体操作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仍有值得反思之处。其最初两年降息力度过大，真实利率有时甚至为负；此后虽连续17次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由1%上调至5.25%，美元仍处于长期的贬值阶段。以通胀指标考察，美联储在经历了初期的成功后，在2003年下半年到2005年下半年，也曾出现月度CPI涨幅略高的情况， 2005年9月甚至达到4.7%。美联储在加息上过于谨慎，应变迟缓，对于全球流动性过剩难辞其咎，更形成此轮金融动荡的根源。由是看来，货币当局正确判断形势并果断采取措施，至为重要。
衍生品市场链条过长，而基本面被忽略，也使风险不断放大。美国的次级抵押信贷本始于房屋的实际需求，但又被层层衍生成不同等级的资金提供者的投资品种。而次级按揭客户的偿付保障与客户的还款能力相脱节，更多地基于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在房屋市场火爆时，银行得到了高额利息收入，金融机构对房贷衍生品趋之若鹜。一旦房地产市场进入下行周期，则违约涌现，危机爆发。因链条过长，市场的自我约束和外部监管都变得相当困难；因中间环节多为“别人的钱”，局中人的风险意识相当淡薄。长链条固然广泛分散了风险，但危机爆发后的共振效应可能更为惨烈。
次贷风暴还表明，纵使在美国这样金融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大众层面的金融文化仍有待提高。种种报道表明，在美国申请次级抵押的信贷者中，许多人甚至不知何为复利，亦不会计算未来按揭成本，但仍然兴致勃勃申请了自己本无力偿还的房贷，住进自己本无力购买的房屋。如此行事者大有人在，然而，大众性癫狂永远无法战胜市场涨跌无常的铁律，泡沫的突然破裂必然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创痛，首当其冲者正是误入泡沫丛中的弱势群体。
此轮次贷风暴还对现有美国金融体制提出了诸多挑战。可以想见，从长远计，危机必然成为市场革旧布新的重大契机。而美国监管当局应对危机的举措，也当在治标与治本的双重意义上给予更多关注和解读。7月18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已对这些举措作了详尽阐述。其核心是保护市场正常运行，主要手段有二：一是法治，修订旧法，颁布新规；二是信息披露，打击金融机构向购房者、债券投资者欺诈兜售的行为。另一方面，布什在其8月31日讲话中宣布，联邦住房机构将为那些陷入困境的贷款者提供担保，使其以优惠利率获得融资；并表示，政府的工作是帮助购房者，而不是救援投机者，也不是救援那些明知没有能力仍然购房的人。市场指数涨跌并未成为“监管指南”，市场玩家意志无法左右货币当局，正体现了“政府远离华尔街”的基本原则。
2008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财经》曾于6月下旬出版前马来西亚央行高级官员及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先生有关专著，用意即在从邻人血泪中吸取经验教训。相较亚洲金融危机，此次全球次贷风暴对中国既为再度警醒，又在时间和案例的层面更具贴近性。由人民币的巨大升值压力为本，中国面对的资产泡沫只会更为庞大，中国房地产市场和股市风险估值过低、风险防范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今天的“理论者”如何以“新兴市场”、“人口红利”等种种说法自我宽慰，清醒者没有理由不考虑未来的风险代价，未雨绸缪已再不可拖延。不独如此，随着6000亿元特别国债发行，中国外汇投资大规模出海蓄势待发。次贷风暴警示对于未来“走出去”的战略安排亦是意味深远。
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在眼前的全球性次贷风暴对中国人可能是件幸事。认真体味此次风暴之教训，我们应尽可能避免危机的种子在中国生根发芽，引致未来无穷祸患。
面对美国次贷危机中国应采取的措施
当前，面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趋缓的双重压力，我国应采取灵活从紧的货币政策，避免经济的“硬着陆”。同时，应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采取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减免税、增加政府投资和支出、提高社会福利保障水平、加快医疗体制改革等措施刺激经济的增长，使经济仍然能够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速，以缓解就业压力。
A.灵活从紧的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上仍然保持紧缩态势，但要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灵活调整，防止过度紧缩，可实行谨慎加息。当前的信贷控制在实质上已经提高了企业的资金成本，进一步提高利率对经济面的打击可能会很大。
B.积极的财政政策。
(1)扩大政府投资。根据以往的经验，出口的下降对国内的投资增速将造成一定的拖累，需要采用扩大政府投资的方式来对冲这部分的影响。投资的重点领域是受雪灾、地震影响较大的基础设施以及农业基础设施。
(2) 增加政府支出与补贴。继续扩大社保和医保的覆盖面，体现教育的公平性；加大农业直补的方式鼓励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
(3)减免税收。减税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有利于企业增加投资、扩大供给，有利于居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包括取消利息税、进一步提高所得税的免征基数、进一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补贴等。
C.抓住时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调整出口产业结构。我们应该抓住有利时机，逐步降低加工贸易和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逐步提高一般贸易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同时要继续坚持不懈促进节能减排。
美国次级贷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次贷风险的滋生主要是源于抵押贷款机构放松贷款条件，为不具备还款能力的高风险客户提供了信贷，而投资银行创造了大量基于这些贷款的高风险衍生证券。金融机构应强化稳健经营意识，在业务创新与风险防范之间取得平衡。
本次危机暴露出评级机构存在失误。由于直接参与衍生产品的设计并为其提供评级，评级机构面临明显的利益冲突，丧失了独立性。关键在于，当前的国际评级市场具有明显的寡头垄断性，评级结果存在对主要发达国家企业和债券评级的普遍高估以及对其它国家的普遍低估的现象，评级机构的公信力受到削弱。报告认为应增加现有评级体系的竞争性，避免评级结果的系统性偏倚。
此外，报告指出，金融监管应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要加强对复杂金融产品的风险监管，特别是，对信用衍生品等的监管要改进，要强化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机构对基本债务人的债务履约能力的监督责任。
每一次危机都是新的，但都是流动性危机。流动性来如汪洋，去也匆匆。中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从7％已经下降到目前的1％－2％，流动性富余已经不大不错，美国次级房贷只是美国房贷市场的很小一部分，目前次级房贷危机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损失与已知的大危机相比也还相对较小。但其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远比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时大，而且正在演变成继上世纪80代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10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市场大危机。其理由有二：金融风险指标和各国央行的反应。先看金融风险指标：反映流动性紧缺程度的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在短时间内从5．3％就下跌到4．7％以下，其幅度超过了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的程度。VIX指数上周（8月17日）超过30，达到危机水平。VIX指数是描述金融系统波动性或风险增加的一个重要指标，金融市场运行正常之下的VIX指数在10到12左右。危机已经迫使各国央行采取史无前例的联合行动。本次危机虽然产生于美国金融市场，但当德国产业投资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遭受危机的巨大冲击之时，欧洲中央银行被迫率先（8月9日）向欧洲金融市场注入1300亿美元。紧接着，美联储也向美国的银行体系注入240亿美元；随后，澳大利亚和日本的中央银行也都注资救市。8月9日、10日两天之内，全球中央银行向市场注入3223亿美元的资金。就在8月17日，美联储还被迫降低再贴现利率50个基点，将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融资的抵押品范围扩大到次级抵押债券，并鼓励商业银行通过中央银行贴现窗口融资，来缓解危机的迅猛扩散。21世纪新危机这场危机爆发自今年3月，在8月份来势凶猛，让全球央行似乎有点措手不及。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危机？我的判断是，这是21世纪的第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每一场危机都是新的，不变的是都有流动性危机的一面。这里说“新”有几个含义：一是危机源自于最发达国家，然后蔓延到全球。自1929年以来发生的金融危机，基本都是源自于发展中国家，比如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当然，美国1990年代也发生过存贷危机，德国、西班牙也出现过银行危机，但没有造成全球影响。因此，我们把金融危机防范的重点都放在了发展中国家身上，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问题有所忽视。但现在危机突然由发达国家爆发。二是危机发生的机制是新的。从危机伴随的现象看，在这场新危机中，汇率不再是主要问题。在以前的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中，危机发生国的货币往往会大幅贬值；但本次危机中，美元还在升值。坚挺的原因在于，美元不仅是各国政府的储备货币，也是全球交易的最重要度量单位，不可能对自身贬值。金融机构在危机中，纷纷抛售次级放贷债券等低信用级别债券，买入美国国债，从而形成对美元的需求。从危机发生的传导机制来看，拉美债务危机等传统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流动性的断裂，引起汇率变化，然后再影响到银行，或者先银行再汇率，最终进一步传导到实体经济，其传导模式是流动性＋汇率＋银行，或者流动性＋银行＋汇率。但本次危机首先是次级信用的房贷违约率增加，引起投资于次级贷债券市场的数量分析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巨亏，然后影响到国际大投资银行，进一步传导金融市场出去的。其危机传导的机制是流动性＋信用＋金融市场模式。挑战全球央行各国央行在应对传统金融危机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方法中，都比较成熟了。发展中国家也通过向发达国家学习，逐步掌握防范危机的知识和技能，比如增加外汇储备、控制财政赤字，完善银行体系的监管等。本次危机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以数量分析为基础的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而以基本面分析为基础的基金损失还相对较小。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以数量分析工具对次级抵押债券定价，是目前金融工具最为复杂的，这让中央银行家们全面认识这场危机，找出相应的解决途径，颇具挑战。在传统金融危机中，如果银行发生危机，中央银行去救助金融机构，就是在救中小储户，使企业免予倒闭，从而避免社会更大的失业；如果出现汇率／货币危机，中央银行直接动用外汇储备（如果还有的话），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国家央行求助，在汇率市场干预，比如1994年的墨西哥，虽然也会受到一些人士的批评，但都合情合理。在本次危机中如果央行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助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市场，则相对困难。参与次级贷款债券投资的都是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不向中小储户开放的，“是有钱人玩的游戏”。中央银行直接救助资本市场则相当困难，至少比干预汇率市场要困难得多。促使金融机构之间彼此救助也不容易的，因为这些金融机构之间都是竞争关系。当然，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时，在美国纽约联储的牵头下，被高盛、摩根等13家与之交易的金融机构巧妙救援。但这些机构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是客户关系，金融机构救助自己客户是说得通的。现在深陷危机的都是大投资银行，他们是竞争关系，救助难以向自己的投资人／合伙人交待。况且，本次危机给投资银行带来巨大冲击远大于亚洲金融危机。启示亚洲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痛定思痛，都在努力改善自己的宏观经济政策，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但发展中国家如果以为这样可以避免危机，或者“独善其身”，则答案并非如此！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今天，只要你是金融市场中的一员，其他国家如果发生金融危机，你就很难不受影响。在过去的一周，亚洲股市出现全面暴跌就是一个证明：韩国、日本一周下挫11．4％和9％，香港恒生指数在上周五也一度狂泻近1300点。而就在两周前，亚洲金融市场还弥漫着乐观情绪，认为本次危机不会对亚洲造成多大的冲击。事实上，在本次危机中，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全球的基金经理，就在全球寻求变现的机会，即使亚洲本省比较健康。更有甚者，恰恰是亚洲经济好，面临流动性危机的全球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更要到亚洲市场变现，让亚洲的折价达到全球的水平，成为危机变现的“牺牲品”。第二个启示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关注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包括里面的衍生工具，以及具体交易机制，以助于采取措施应对外来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因为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城门失火”，会殃及发展中国家的“池鱼”。但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必须积极推进，除了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之外，要积极增强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健性。第三个启示是，每一次危机都是新的，但都是流动性危机。流动性是金。事实上，我们看到，美国在本次危机之前和初期，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都十分充裕，但到了7月就突然紧张起来，以至于后来出现流动性枯竭。流动性是具有内生性的，来如汪洋，去也匆匆，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也应该掌控节奏，让流动性留有一定的富余空间。随着法定存款准备金水平上调到12％，中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从7％已经下降到目前的1％－2％，流动性富余已经不大。同时，中国其他宏观调控政策也要留有余地，以减少外界因素突然影响对中国意想不到的冲击。
次贷危机给中国的启示
和美国相比，如果经济减速，中国房地产市场仍有两点优势。首先，中国房地产市场规模远远小于美国，这意味着借款人违约数量增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美国不能同日而语。其次，即使违约率上升，大多数抵押房产的首付款和近期的升值可以抵消影响。这将使中资银行免于遭受美国同行经受的损失。不幸地是最大的输家是房屋所有人，因为他损失了数额可观的首付款。
最重要的教训是，资产证券化过程必须对所有投资者保持透明。抵押贷款证券化存活得越久，他就越成功，提供其他更激进产品的愿望就越强烈。只要购买证券的投资人能真正理解伴随产品的风险，该体系就能正常的发挥作用。如果过程不够透明或者让人迷惑，就像美国的情况一样，而导致投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买些什么，问题就会应运而生。
另外，中国贷款也应该找出充分获取借款人历史信用的办法。只有在那种情况下，信用风险过度的借款人才能获得贷款。最后贷款业应该设定较低的抵押贷款还贷收入比例的门槛。和目前首付款要求相衔接，这个数字不能超过50％。如果借款人被允许花费大比例的收入支付月供，且经济继续放缓，那么房地产市场崩溃的所有必要因素就都已经具备了。
经济逆转对任何国家而言，都不可避免，包括中国。因此当经济强劲时，未雨绸缪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经济降温，这些目前苦苦经营勉强还贷的供房者，那时他们的还贷能力又将会怎样呢？
中国贷款业应该从他们的美国同行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思考危机的内涵。是时候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使任何对中国经济的负面长期影响最小化。
左小蕾：次贷危机带来六大启示
左小蕾认为，全球都低估了次贷危机的影响，去年8、9月份采取的措施并没有意识到次贷危机的严重性，仅仅是一些短线的救市动作。同时，左小蕾认为，在应对次贷危机的冲击时总结一下其对金融市场的启示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她认为，次贷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兴市场的金融自由化要与承受能力相匹配。“金融自由化推动的是金融资本，次级债整个就是要帮助那些金融资本追求高风险高收益，它创造了很多的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最后就过火了，就过分了，没有风险的时候能得到高收益，但如果有风险的时候就未必是高收益了，风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于新兴市场来说你可能承受不起。所以新兴市场的金融资本的自由化，应该与经济发展程度，与经济调整的弹性、能力，特别是金融体系、风险防范的能力等等承受能力要匹配，不能够超越。否则的话就会带来很多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还不能自救，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来拯救市场，欧洲可以通过欧元这种国际货币的地位拯救经济和市场，可是新兴市场国家是做不到的。”
二是虚拟的经济跟实体的经济不能离得太远。“次贷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在它的基础上又发了很多的衍生产品，一级一级的衍生上去，而且这些产品总的市值最高的时候大概是大大超过了GDP总量，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大泡泡，后果就是爆发金融危机，无非就是两个结果，第一个就是爆发金融危机，全球都在为它买单，金融市场震荡，经济可能还要持续低靡。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救市，然后全球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全球经济危机也是在高通胀下一触即发，所以这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特点制造很多大泡泡，最后结果都是经济危机，所以我们必须要思考金融市场的体制，金融市场是不是要走这么远？虚拟经济是不是要走这么远？”
三是金融服务业是不是要回归到主营业务。金融服务业是要追逐高风险高收益还是真正的提供服务？“把金融市场变成一个真正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地方，最后推动经济的成长，这是金融服务业对经济的最基础的也是最根本的贡献。”左小蕾认为，“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定的限度，次贷危机应该提醒我们金融行业要怎么发展？主营业务实什么？这些都要有一个根本的思考。”
四是美元本位的问题。左小蕾认为，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一个相应的国际金融体系来平衡和管理。如果美联储根据美国的经济来实施货币政策，那么其救市行为可能会造成全球的流动性过剩，造成全球的通货膨胀。因此，她认为，面对美元本位的现状，必须要有应急的措施，以便将风险降到最小。同时，左小蕾建议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将这些问题提出来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五是继续完善国际游戏规则。左小蕾认为，次贷危机以后有些国际游戏规则要改善，有些要加强，有些还要从根本上改变，还有很多的要深入探讨，比如监管体系。至于是要严加监管还是不要监管，左小蕾表示，事实证明有进一步加强监管的要求。
六是金融市场的创新。“金融市场的创新体现在金融产品的创造上，通过次贷危机的影响可以看到金融市场的创新需要一定的规模限制。
金融风暴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后果是什么？
一、亚洲金融风暴与香港汇股震荡
1、亚洲金融风暴的演进与特点
从今年7月泰国放弃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而引发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受冲击的亚洲各国或地区出现汇市和股市大幅波动（参见表一、表二），并引发全球性股市动荡。目前亚洲金融风暴已持续近6个月，其间大致经历了较为明显的三个阶段【注1】。
表一 金融风暴下的亚洲汇市波动[略]
表二 金融风暴下的亚洲股市波动[略]
资料来源：引自香港《信报财经月刊》各期
【注1】除非特别指明，本报告所引资料来自：《香港经济日报》、香港《信报》各期；李罗力主编《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第一阶段：泰铢危机爆发并波及整个东南亚，各国汇率屡创历史新低，股市持续下跌。 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取代泰铢对一揽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泰铢危机爆发，当天泰铢汇率下跌20%。一场以泰铢危机开始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其他东南亚各国。7月11日菲律宾宣布实行汇率自由浮动。8月下旬至9月上旬，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国货币相继与美元脱钩。在汇率制度变动下，东南亚货币汇率屡创历史新低，同时受货币汇率下跌影响，东南亚各国股市狂泻不止。
第二阶段：台湾和香港汇市再次受冲击,香港股市暴跌引致世界股市巨幅震荡。10月17日，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中坚守了近四个月后，台湾放弃与美元挂钩，宣布自由浮动，导致台湾汇市和台湾股市重挫。随后国际金融投机家第四次狙击仍坚持联系汇率制的港元，香港特区政府被迫动用外汇储备基金维持联系汇率制。在港币流量受控，利率大幅上升，各大银行相继提高拆放贷利率和短期同业拆借息口后，港元汇率迅速平稳下来。但这次港元保卫战付出的代价十分沉重。10月20日至10月28日，香港恒生指数就从13601点跌破1万点大关，跌幅达33.4%。其中仅10月21日–24日港股市值损失高达8000亿港元。10月28日后，香港股市大跌导致纽约、伦敦、东京股市震荡，反过来又带动香港股市剧烈震荡。
第三阶段：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韩国和日本。进入11月份以来，韩元加速贬值，韩元危机爆发。到11月20日，韩元汇率跌至1139兑1美元，跌幅达两成有余，以美元表示的国际购买力减少五分之一。接着日本山一证券因1065亿日元的外汇亏损和1583亿日元的证券交易亏损，于11月24日宣布倒闭，东京股市大幅下跌，随即带动纽约、伦敦股市的连锁下跌，亚洲金融风暴蔓延至日本。12月8日，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跌破130日元兑1美元的水平，创1992年5月以来的最低点。
从上述演进历程来分析,本次亚洲金融风暴带有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
（1）以区内国家（或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为序,按多米诺效应方式,由弱到强依次受到冲击。7月泰铢首先与美元脱钩，随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相继宣布与美元脱钩，东亚美元区汇市和股市双双受到冲击。10月，台湾放弃与美元挂沟而自由浮动，台币与台股遭受重挫，同时香港在确保港元汇率稳定的同时，出现股市大幅震荡。11月以来，韩元加速贬值，韩元危机爆发。随后日本股市因山一证券倒闭而出现波动，日元兑美元也大幅下降。从本币贬值和股市跌幅来看，受金融风暴冲击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注2】。其中经济实力相对弱小的东盟国家，币值和股市损失明显高于“四小龙”及日本。
（2）金融风暴在区内多次吹袭、反复震荡、相互影响，同时强度逐渐加大，进而波及全球，由此产生较大的破坏性。与九十年代后出现的几次国际金融动荡【注3】,如1992年的欧洲金融市场动荡、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6年日美英等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破产兼并和倒闭危机所造成的破坏相比（参见图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不但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而且危机的强度和破坏力更大。可以预期,经此金融风暴的冲击, 虽不至于达到使“东亚奇迹”破灭的程度,但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慢,并为该地区的长期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2、亚洲金融风暴的主要原因
从东南亚开始并波及到东北亚的亚洲金融风暴,是在九十年代以来全球金
融自由化步伐加快、金融动荡加剧的背景下，由于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一些经济
结构和经济发展问题,同时受国际投机资本的外部持续冲击而产生的。因此我们认为，今次亚洲金融风暴既有九十年代后全球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共同原因，同时又有由自身经济问题决定的特殊原因。
【注2】参见综合开发研究院课题组：《东南亚金融危机：理论与政策分析》（唐杰、冯苏宝、龙隆执笔）,《开放导报》1997年第11期。
【注3】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70年代至90年代90个国家出现的100多起银行破产中，23个国家的直接损失占GDP比重超过3%，最高（阿根廷）达50%以上。参见《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度会议》，1996年，华盛顿。转引自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10月。
图一 金融危机的直接损失[略]
资料来源：转引自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第35页，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
（1）亚洲金融风暴反映了九十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动荡加剧的趋势，而导致全球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因素则构成本次亚洲金融风暴的背景原因。
第一，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步伐加快，国际金融市场不断扩大，一体化趋势日益发展，同时出现资金活动日趋国际化、自由化，由此导致巨额国际游资、国际清算资金和国际储备资金在全球范围内频繁调动，从而间接为国际金融动荡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国际资本总额不断增加，目前已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1996年西方主要国家跨国股票和债券累计额占其GDP的比重超过100%，美国高达10万亿美元。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加快，跨国外汇交易急剧增加，从1986年的1880亿美元增至1995年的1.2万亿美元。1996年流入东亚的资金总量达到1087亿美元【注4】。结果客观上导致九十年代后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
（日本）Takuma Takahashi：《金融危机与产业政策》，转引自《开放导报》1997年第11期。
主要表现为外汇和利率波动。1993年–1996年国际金融市场上利率波动幅度达到3个百分点，1991年–1997年3月日元汇率变动幅度高达70%，美元、德国马克、加拿大元也达20-30%。当国际资本为赚取利率和汇率差价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频繁进出时，经济基础和金融体系存在问题的国家出现金融动荡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
第二，随着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经营品种也不断多样化。目前金融衍生工具已达1200多种,金融衍生交易额也不断提高。金融衍生工具一方面有利于经济发展对资金和投资保值的巨大需求,但另一方面也为过度投机创造了条件。随着金融衍生工具这一现代交易手段的推广,九十年以来以金融诈骗、银行危机、金融市场动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特别是在信息时代的现代操作条件下，具有较大投机性的国际游资利用衍生工具，可在瞬间完成全球不同市场上的大笔投机性交易，实现巨额资金在不同地区的快速转移，从而为引发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和金融动荡创造了条件。
第三,在国际金融动荡不断加剧的趋势面前,由国际金融市场、本国金融调控和金融机构监管三个层次构成的金融监管却出现失控和乏力，结果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的金融动荡与危机【注5】。
(2)亚洲金融风暴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各种经济矛盾的集中爆发。这些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的经济基础及金融体系方面的缺陷,便成为本次亚洲金融风暴的内在原因。
第一，经济增长方式未能根据形势及时调整和转换，是东南亚国家普遍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东南亚国家普遍选择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道路，创造并延续了“东亚经济奇迹”。但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发展目标后，先行的“四小龙”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初步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而后来的东盟国家大多仍然依靠粗放型发展战略，未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完成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即使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也存在过于迎合外资流向，不但与周边国家产业结构趋同，
【注5】胡进、张才进：“全球金融动荡加剧的四大成因”, 《港澳经济》,1997年第3期。
而且过分集中于简单加工业。结果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冲击下，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东南亚国家出口扩张势头放缓，带动经济增长下降，从而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外汇储备减少，进而对固定汇率产生压力，最终使金融风暴在区内广泛爆发。相比之下，在金融风暴中“四小龙”的损失之所以低于东盟国家，从根本上看就是因为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快于后者。
第二，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外贸逆差递增、经常项目赤字高企、外汇储备递减、外资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是构成本次金融危机的直接隐患。以金融风暴发源地的泰国为例来分析【注6】，其危机的隐患早在90年代初期就已经埋下。从1990年起，泰国的外贸逆差逐年递增、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外汇储备每年只减不增，分别从1990年的74.94亿美元、72.82亿美元和32.3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92.68亿美元、82.22亿美元和41.75亿美元。另一方面，泰国的外债从90年代开始也急剧膨胀，从1990年的280亿美元，膨胀到1996年的900亿美元，仅1998年即将到期的短期外债就达400多亿美元，超过其全部外汇储备。
第三，东南亚国家金融体系存在根本缺陷是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东南亚国家在金融体系上的根本缺陷，一是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长期债券市场不发达，短期贷款高于长期贷款，非生产性贷款（特别是房地产和消费性贷款）高于生产性贷款，外资大多以短期资本形式进入国内。结果客观上导致泡沫经济大量出现。二是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增加普遍高于中央银行，结果使得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下降，金融动荡得以在东南亚各国普遍出现。三是银行资产质量不高，金融风险加剧，导致金融危机在区内广泛产生。
第四，在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础上实行金融盲目自由化，直接加剧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进程。金融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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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参见陈晓军：“泰国经济金融危机的演变及其初步启示”, 《信报财经月刊》,1997年第11期；余永定：“泰国的货币危机及其启示”,《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9-10期；李量、伍达枝：《泰国货币危机：教训及其启示》,见《开放导报》1997年第11期。
域一体化的客观要求。但是在国内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场设施不完备，监管措施和监管机构不完善的条件下，东南亚国家过早开放金融市场，必然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这一点以泰国为例可以看得更为清楚。90年代以来，泰国为吸引外资，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1990年4月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有关义务，取消了经常项目国际支付的限制。1991年，开始减少对资本项目交易的外汇限制。1992年又对外资开放，允许国内投资者直接通过银行获得低息的外国资金，导致肆意借贷低息资金。1994年又进一步放松这方面的限制，比如放宽出入境时可携带的外币限额，允许持有泰国离岸银行执照的外国银行在泰国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等等。但是，在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却未能完善金融管理体系，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使外汇投机的渠道增加，从而加剧了投机者对泰国金融稳定性的冲击。此外，日本和韩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第五，政策失误加剧了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从泰国的情况看【注7】，政策失误主要表现为，一是长期实行钉住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汇率政策,无法与
利用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来调节经济的货币政策有效配合；二是宏观政策没能协调国内经济平衡目标与国际收支平衡目标的关系,从而产生经常帐户赤字；三是在外汇管理制度上没能处理好开产资本帐户与保护本币安全的相互关系。
第六，政府不当干预在引发投资者信心危机的同时也加剧了金融风暴。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后，东南亚许多国家一方面采取紧缩银根、提高利率等经济杠杆来调节。如印尼在印尼盾兑美元的比率跌破3000的水平以后，为了收紧资金流动，中央银行把利率上调2倍。另一方面甚至采取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如马来西亚一度采取措施,限制投资人卖空一百种重要股票；印尼也宣布类似做法，限制外国人进行外汇交易。结果事与愿违,马来西亚宣布限制后，投资人因无法自由买卖而信心大失，资金大规模移出，导致当日吉隆坡股市下挫，并带动整个东南亚地区股市下跌。印尼的情况也类似，显示出以限制市场运作的这种短期做法根本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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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参见谢多：“泰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失调与货币危机”, 《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9-10期。
3、对香港金融风暴的基本评价
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反复冲击下, 香港不但未能幸免，反而一度成为金融风暴的主战场。港元数度遭到国际炒家的强烈狙击，但均被香港特区政府击退，确保了港元汇率的稳定。与此同时，特区政府提高利率也导致香港股市大幅波动，从而引发以股市和楼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大幅下跌，为保证港元汇率稳定付出了重大代价。
香港金融危机的产生，既有与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出现金融风暴相近的共同背景，又存在不同经济基础和金融制度上的特殊原因。第一，与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相似，在经济高度开放条件下，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各种背景性因素均会对香港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大致相似的经济增长方式，由产业结构和投资趋向引发的经济泡沫现象，以及长期实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则决定了金融危机的本质特征。第二，与东南亚国家不同的是，香港并不存在新兴市场化和经济转型国家或地区普遍出现的一些共性问题，如过分依赖外资来推动经济发展，在国内金融体系、金融市场设施和金融监管条件还不成熟时盲目对外开放和实行金融自由化，长期资本市场不发达，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和银行资产质量不高等。与这些国家相比，香港经济体系和金融制度更为完善，这就使得香港具备了确保港元汇率稳定的可靠基础。第三，受东南亚金融风暴波及而产生的香港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冲击联系汇率制和香港股市大幅下降。我们认为，港股下跌决不仅仅是由于为稳定港元汇率而提高利率所致。实际上，对包括“中国概念股”在内的过度投机性炒作，使股市风险不断积聚，才是这次香港股市大幅下挫的根本原因。为确保联系汇率制而调高利率，不过是这种长期积累投机风险的释放诱因而已。
对于本次香港金融危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价。
第一、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是唯一保持汇率稳定、继续与美元挂钩的地区。这表明与区内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相比，香港具有更为稳定、健康的金融制度、监管体系和经济基础，抵抗外部冲击和国际金融动荡的能力更为强大。
与东南亚国家相比，香港能够成功地抵抗外部冲击和国际金融动荡、进而确保港元汇率稳定的原因在于：（1）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经济基础稳健，经济实力雄厚，发展前景良好，尽管还存在一些内部隐患，但仍能从总体上为稳定汇率提供一个可靠的经济基础。（2）联系汇率制度是实现港元汇率稳定的内在机制，同时香港特区政府坚持联系汇率制度的一系列应对操作，客观上给投资者以极大的信心支持，使港元汇率稳定成为可能。（3）香港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总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三（888亿美元），人均则为全球第二（13660美元），同时财政盈余和储备十分可观，此外还得到外汇率储备量达1340亿美元的中国政府大力支持。这与金融风暴中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和外汇储备有限的现状相比，香港自然具有稳定港元汇率的重要条件。（4）香港金融体系和金融管理体系较为完善，特别是近年来实行了诸如修改银行条例、实施“会计安排”、“流动资金调节”、“即时结算制”等系列改革【注8】，增加了香港银行体系的安全度以及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力度，从而避免了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制度和监管体系方面的缺陷，为稳定港元汇率提供了金融制度上的保障。
第二，捍卫联系汇率制度十分必要，但仅靠提高利率来稳定港元汇率代价沉重。大量事实表明，联系汇率制度是香港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秩序、政治制度的“稳定器”，在本次金融风暴中香港特区政府成功地捍卫联系汇率制度，确保香港金融制度和整体经济基础的稳定与健全，从而为香港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可靠保证。从1983年港府推出联系汇率制度以来，先后成功地渡过了多次政经事件冲击和港元风潮。实施十多年来，港元兑美元汇价最为低时为7.95:1，最高为7.714:1，港元汇率波幅从未超过2%，充分显示了该制度在金融危机时期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以及维护金融秩序和市场信心的有效性。因此，从香港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捍卫联系汇率制度十分必要。当然也应看到，在现行操作条件下，香港为保持港元汇率稳定也付出了以股市和楼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沉重代价。
第三，香港为稳定港元汇率而付出的重大代价，客观上有利于香港未来长期发展。本次金融风暴表明，以金融和地产为核心内容的服务型经济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对香港而言，伴随经济转型而在香港实行多年的高地价高房价政策，以
及近期证券市场上的过度投机性炒作，从长期来看不但增加了香港总体运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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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8】饶余庆：“东南亚货币危机的影响与教训”，《信报财经月刊》,1997年第10期。
本，而且更使香港经济的泡沫成分不断加大，对香港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客观上要求对此进行调整。我们认为，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以证券和地产为代表的资产紧缩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损失，实际上就是对香港前期发展模式的被动式过度调整。而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客观上表明进行这种调整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香港如果能够利用金融危机付出的重大代价，来换取对服务型经济主导条件下的发展路向进行必要的调整，那么对香港未来长期发展来说，这种代价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就近期而言，以证券和地产为代表的资产紧缩，至少可以使香港降低经济运行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港股近期走势不会大幅回升，同时港元可能再度被狙击。港股经历了10月下旬的股灾后，其泡沫成分被挤了出来，但目前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使得港股近期难以大幅走好：（1）东南亚股市尤其是香港的股灾引起了纽约、伦敦、东京股市的震荡，并反过来影响东南亚及香港股市持续波动。这种相互联动局面一但形成，由于受惯性影响，一般不会马上停止。（2）目前亚洲金融风暴仍未有停息的迹象，特别是韩国与日本受冲击后，有可能进一步向世界更大范围蔓延。在此背景下，香港股市仍有可能动荡。（3）在东南亚国家纷纷放弃原来的固定汇率制度，并导致本国货币主动或被动贬值后，香港作为区内唯一保持汇率稳定且仍然实行原来联系汇率制度不变的地区，相对升值的港元受到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可能性大大增强，进而引发香港股市震荡。
二、金融风暴表明香港经济仍潜存隐患
1、缺乏弹性的联系汇率制度有待完善
香港于1983年开始实行的联系汇率制，本质上是一种货币局制度（Currency Board），在银行同业港钞的固定汇率和公开外汇市场的浮动汇率之间，通过银行套戥机制，实现港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注9】。实行十多年来，基本取得了预期效果，确保了香港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稳定（参见图二）。但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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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9】参见饶余庆：《走向未来的香港金融》,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刘志强、沙振林：《九十年代香港金融改革与发展》, 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吕汝汉：《香港金融体系》，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9月
次金融风暴来看，联系汇率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香港未来的发展。
图二 港元汇率走势（1982年1月–1996年12月）[略]
资料来源：香港金管局，转引自刘志强等：《九十年代香港金融改革与发展》第14页，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
（1）联系汇率制存在内部问题，给未来发展带来不确定性。虽然套戥机制使得港币兑美元保持稳定，但由于这种稳定是在银行同业港钞的固定汇率与公开外汇市场的浮动汇率之间实现的，因此产生以下两大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港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如果存在高估或低估，特别是在两国经济水平有所差异的条件下，两种货币的市值无法反映其国际竞争力与经常项目收支，从而创造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