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系列二
报告要点：
德国资本市场的经验：
①50年纵览：90年代大牛市，2000年后中小盘逆袭，消费、科技长期跑赢，制造业表现一般。②1973-1989年：石油危机后的经济恢复和全球化的开启，全球化先锋金融行业优于制造业支柱。③1990-1999年：全球化的延续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计算机股价跑赢，汽车市值扩张，但股价跑输，主因业绩增长疲软、全球化主角更替。④2000-2008年：经济衰退背景下的震荡市，通讯设备全球景气高增，跑赢国内传统行业收并购。⑤2009-2020年：“工业4.0”的数字化改造，计算机、硬件收益居前，建筑、能源等传统行业一般。
A股的启示：
①能源转型和数字经济的中长期的时代主题比阶段性稳增长的主线更重要。②旧周期和传统行业转型，但股价表现或不及新故事主角新能源、云计算、AIOT等。③内需市场和外资占比不同是中德股市的差异，老龄化加深带来消费、医药的投资机会仍值得关注。④高端制造中小盘或为中长期配置方向。⑤收并购视角下的行业：医药、化工、机械、计算机等新经济板块。⑥个股：欧普康视、北斗星通、中宠股份等。
正文摘要
德国股市50年：90年代大牛市，消费、科技长期跑赢。德国资本市场近50年处于长牛行情，其中1990-1999年化收益率最高。科技类行业如通讯设备、计算机、航空/国防行业指数自上市以来的年化收益率分别达到19％、18％、15％，领先所有行业。完整覆盖1973-2020年的行业中，长期年化收益居前的行业多集中于消费领域，包括个护/药店/超市、个人商品等。
2000年：大小盘风格的分水岭。2000年之前，大盘蓝筹跑赢；但此后中小盘表现远优于大盘蓝筹。原因有三：①相对宽松稳定的货币环境更利好中小盘；②政策层面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以支持中小企业上市融资；③隐形冠军上市意愿提升，增强中小盘股吸引力。
不同阶段的领涨行业：全球浪潮的缩影。①1973-1989年，全球化的长期逻辑比短期经济恢复的驱动力更重要，金融行业市值扩张和股价涨幅均居前。②1990-1999年，全球化的延续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计算机一骑绝尘，汽车则相对平庸。③2000-2008年，经济衰退背景下的震荡市，全球景气高增、弹性更大的小市值行业，通讯设备、REITS更受资本市场青睐。④2009-2020年，“工业4.0”的股市映射：计算机、硬件收益居前，建筑、能源行业一般。
A股的启示：能源转型和数字经济大背景下的投资逻辑。①能源转型和数字经济的中长期主题比阶段性稳增长的主线更值得关注；②旧周期和传统行业的表现或不及新故事主角新能源、云计算、AIOT；③内需市场和外资占比不同是中德股市差异，国内老龄化加深将带来消费、医药行业的中长期投资机会。④高端制造中小盘或为中长期配置方向。⑤收并购视角下的方向选择：医药、化工、机械、计算机等新经济板块近5年收并购数量居前，与政策鼓励的高新技术方向契合。
风险提示：技术发展和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历史经验不代表未来。
本文源自金融界
全球化对德国的影响
着知识经济的时代的来临，知识创新对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从长远的观点看，R&D投入对于提高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至关重要。进入90年代以来，德国的R&D投入从资金规模和占GNP的比例上都维持有一定的规模。但其中有两个特色：一：政府在研究与开放投资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二：经济界对应用研究的投资越来越多。
尽管政府在整个研究与开放投资中的比例不断减少，但总量上却仍是增加的。企业界的参与表明，基础研究的成果不可能只对参加基础研究的企业有利。由于与美法英等国相比，德国政府在军用投资上的比例较小，用在民用上的投资更有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因而德国在政府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上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尽管如此，德国政府和企业界仍然需要迎接未来的挑战。
面对的困境
许多德国人把20世纪70年代看成是德国工业发展的高峰。“德国制造”不光只是非常好的产品的标志，而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业体系的象征。作为一个相当成功的模式，德国工业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德国在制造工程、动力工程和化学工业方面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对德国产品的需求是如此之旺盛，以致许多制造商都感到劳工短缺，不得不引入客籍劳工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的需要。
然而，到了80年代，情况就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德国的工业似乎逐渐丧失了竞争力。美国的汽车市场的行情变化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德国汽车逐渐为日本汽车所取代。在其它工业领域，德国人也发现其竞争实力越来越受到挑战。竞争对手在产品质量、产品设计、原料花费、售后服务等方面一点都不输于自己。有些德国学者或外国学者都认为德国的工业失去了竞争力。[1]
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德国工业走下陡路的分析各不相同，但在一些基本特征方面，却有相同的见解。归纳出以下几点。现在将我们逐一加以分析。
第一：相比于其它几个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德国的劳工太贵。如果以当时美元与马克的汇率计算，1996年一个德国工人每小时所得为3l.87美元，日本为20.84美元，而美国仅为l7.70美元，我国的台湾地区为5.82 美元。[2] 雇主付给德国工人小时工资太高，当然，由于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是相联在一起的，德国工人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这么高。更重要地是，德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在几个发达国家中已降到了最低点。德国企业家抱怨，高小时工资加上超短的周工作时间，使得德国企业在与对手竞争时如同带着两副手铐。难怪最近德国国内有人提出每周工作50小时，以减少失业，增加竞争的倡议。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德国的企业不灵活。德国企业在从发明到应用过程中显得太慢。[3]其理由认为德国的公司结构不够灵活，不适于目前越来越短的产品生命周期。他们的发明周期过长，在将发明推向市场时又不及时，当然没法与快捷的竞争对手相比。比如，目前在移动通信市场方面，德国的西门子从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芬兰的诺基亚和美国的摩托罗拉。
第三，认为德国过于繁琐的法律、法规影响了德国企业的竞争力。当德国企业和商人在国外投资和办厂时，他们受到较少法律上的约束，而在国内却不得不与一个严密的规则网打交道。规则的泥潭使得德国企业家少有新的想法。由德国研究机构发明出和很有希望的创新很少有机会由德国企业商业化。缺乏创新的产品也是德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第四，认为德国企业太强调技术层面，因而忽视了雇主的偏好。从文化上讲，德国的管理人员有很强的工程取向。他们本人也是在这种氛围和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设计的过程中，德国的工程师都倾向于追求最完美和最先进的概念。人们认为，在技术开发过程中，这些特性导致了“以技术为中心”的想法，但这并不为消费者所偏好，消费者所喜欢的是实用并易于使用且花费相对较少的产品。与德国企业相反，外国的竞争者把技术仅仅看成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第五，认为德国的工会具有过大的权力和影响，按照共同参与的法律权力，它们有对企业发展发表意见的权力。因此，德国的雇主们常常要与工会妥协。而这个结果却是与市场的灵活性规则相违背的。因此认为德国的企业在适应市场的变化方面不够灵活。
第六、德国的创新地点太过于集中。尽管联邦德国是一个非常强调社会性的（soziale）的国度，但它的工地区差异还是相当大。比如，德国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主要分布在下述八个地方：慕尼黑(12%)、斯图加特(12%)、黑森州南部(9%)、莱因－内卡河地区(6%)、柏林(4%)、杜塞尔多夫(4%)、Braunschweig (3%)以及科隆(3%)等。这些地区的R&D费用占全德国的53%。东部德国尽管正在复苏，但在研发方面与西部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当然这在发达国家里还不是最糟糕的。比如，仅维也纳就占整个奥地利R&D的52％。但消除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仍是联邦德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4]
最后，范围广泛的环保主张，也被认为对经济竞争力不利。德国人公众论对环境退化、再循环和自然保护过于关心，企业必须尊重公众的态度和环境规则与要求。据说工业界认为这些压力进一步增加了费用，送减少了德国产品的竞争能力。
德国居高不小的失业率又反过来对其竞争力产生影响。到了90年代后期，德国的失业人口已超过400万，失业率高达11％。尽管与意大利和法国相比，德国的失业率也不算太高，但与美国、日本、英国和荷兰相比，还是高出许多。而且整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都不高，民众的购买欲望不高。尽管银行利率较低，德国公司还是不太愿意在国内投资。大部分德东地区（原民主德国）经济萧条，原来所谓统一之后，迅速繁荣的诺言成了谎言。德国马克也一再降值。联邦政府当时面临着低效率的平均主义，权利相当集中化，地位分配政治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消除政治性的资格指派的后果，提高纵向流动性，弥补第三产业化的空白，消灭人浮于事，重建有能力的中产阶级，消除迁徙压力成了非常紧迫的结构调整问题。因而，还没的有时间来谈发展。
但是，上述对德国竞争力的解释，并不是完全能站住脚。也有大量相反的证据来反驳上述论点。比如，尽管德国的劳动力非常昂贵，德国的生产力仍然很高，出口产品的单位工资最终花费（final wage costs per unit of output）在国际上仍有竞争力。德国工业产品的出口仍创新高。 人均出口额比美国高两倍。比日本高1/3。不可否认，德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仍有很强的竞争力[5]。
另外还有证据表明，德国的一些大公司，比如拜尔、Höchst、BASF、达姆勒-奔驰（Daimler-Benz）和大众汽车公司都在结构上做了调整，恢复赢利。一种以赢利为导向的管理态度在大企业中出现。股票市场对这种态度也做出了正面回应，从长远走向看，这种态度带动了德国股市走向新高。
尽管失业人口的比重还没有降下来，而且仇外和排外的事件时有所闻，但德国的整个社会体系还是运转良好。教育和福利体系还保持着。
之所以出现上述相互矛盾的解释，是因为有些研究基于少数的例证，因而很容易找出相反的例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德国的核心制造业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时，如何才能保持竞争优势？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德国工业界的广泛关注。工业结构已经重新开始调整，要么合并，规模增加，要么减少冗员。许多德国企业扩大了在海外的生产。另外，留在德国的制造业也开始采用新技术，新的生产概念来提高生产率、改进质量，增加灵活性。但并不是所有德国的企业都做到了这一点，步调不一致。
未来的挑战
我们今天已处于21世纪的开端。目前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正如火如荼。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全球化都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各国政府也都积极地寻找对策，来适应所带来的变化。作为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技术政策，也应得到相应的调整。作为工业企业，也要有相应的战略对应。全球化的赢家，只能是那些对此作好准备的国家或地区或公司。它们具有竞争实力，对外开放，成为信息、交流和知识应用的中心。未来的国家创新政策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不只是鼓励单个企业的创新突破，而且应建立支撑这种突破的创新网络。
前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部长提出了与国际化和全球化有关的五个问题[6]
1. 增加区域竞争力的可视性
2. 融合研究与应用
3. 支持并促进商业启动
鼓励新的商业和支持中小型企业非常重要。OECD发现，在OECD成员国中，5%的中小型企业创造了几乎70%的新的工作。风险资本的投资在1996至1998年间上升了240%。这一趋势还在上升。生物技术公司从1995年到1996年从75家上升到150家，1997年又上升到300家以上。5.65亿德国马克的私人风险投资已投到“生物区”(BioRegio)。
4. 扩展德国的教育和创新体系
德国的教育体系正面临着历史的挑战[7]。许多学校已严重超员，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政府必须不断向高校投钱才能保证其正常运转。但这对于国家和地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高校的结构如不做出结构上的改变，将很难继续生存[8]。许多获得教授资格的人也加入失业大军的行列，这对德国的研究教育体制是一莫大的讽刺。[9] 另外，许多外国学生进入美国的，而不是德国的大学学习深造，就是对德国大学教学和研究质量的反讽。如何提高外国学生的人数在德国大学中的比例也是对全球化的回答。为此，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发起了一个领航计划，主要对象是面向外国学生，以英语教学，从97/98冬季学期先开设13门课程。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与MIT签订了相互交换学生的计划，以及一系列旨在增加德国大学吸收力的措施。
5. 架设国际桥梁
德国国内研究的国际化，比如，马普学会在Njmwegen设立了心理语言研究所。与我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进行合作研究。夫琅和费协会在美国建立了激光技术、产品工程、材料研究、医学技术和计算机制图的研究中心。在马来西亚建立了高级软件开发中心。正是这些在国外的研究基地的建立，使得德国的企业容易地在当地找到合作伙伴。1997年从美国得到的研究合约为一千一百万美元。另外，夫琅和费协会还加强了在亚洲的活动。在中国建立了两个不同性质的办事处[10]。与此同时，德国政府也鼓励外国政府在德国建立研究机构。比如韩国就在萨尔州建立了一个环境技术研究所。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相应地修改了资助规则。
他指出，“我们必须积极地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社会的团结这一基本的理念必须保持，而同时整个社会系统必须导向未来。”
我们从经济上讲，究竟有从全球化中得到何种好处？我们是否值得这么做？全球化从未来来说，是否是可行的，可持续的？还是会食品或能源供应的瓶颈的限制？[11] 面对社会结构的加速调整，如何保持社会的凝聚力？穷国是否会被推向国际经济整合的边缘？
国内政策如何与国际政策协调？因为全球经济不只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且也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类发展也影响了教育与研究。目前对研究的定义也有修改的必要。以前人们区分了纯基础研究、基于应用的基础研究和基于生产的研究这三种研究类型。但这种区分已不适合于今天。 这三种研究类型之间有一个动态的关系，它们形成了动态的研究三角形。当经济全球化，研究三角形之间没有任何限制，那么未来的教育也必须打破固有的学科边界。未来的学术与研究，应该是受问题驱动的跨学科的研究。
创新应该是在所有组织层次和所有商业领域里进行。除了产品创新外，还要在生产环节、管理实践、质量控制等各方面进行。
在德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并没有认真对待服务领域里提出的挑战。这个认识上的盲点已给德国的竞争能力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人们正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改进。
德国能保持增长和生产力的成绩表明了德国研究体系作为一个创新模式的重要性。它的创新机制加速了新技术的普及与商业化。合约研究体制表明了在工业界、政府、学术界为了相互利益而互动的潜力。资源根据工业需要被有效地引导。小企业通过合作研究体系得以有机会进行合约研究。技术扩散网帮助私人企业得到各种各样的从技术概念到市场管理的创新信息。教育培训体系推进了技术创新。它把工人培养成能适应创新的技术能手。而且，工业界的声音可以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被直接和有效地体现出来。
尽管德国的研究体制有许多毛病，但它在促进创新方面至今仍被认为是强有力的。然而，它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德国不能再依靠传统制造业来谋求经济发展，除非它能转移相当一部分注意力和资源到新的能应用到工业的方方面面的交叉技术上来。传统的制造业应辅以放在关键技术上的更多注意力，才能达到一个新的增长水平。德国必须对研究政策做相应的调整，才能继续保持在工业竞争力方面的领先水平。[12]
近年来，德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对相对僵化的研究体制进行改革。其指导思想是创造竞争氛围，让最具创新性的思想和研究课题得到国家的资助，以脱颖而出。
综上所述，德国人并没有沉浸在自己过去的辉煌之中。作为一个“过份自觉”的民族[13]，我们有理由期待它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教育体系在为人类的持续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德国制造业的秘密
在很多人心里，“德国制造”就是高品质的代名词。但是，德国制造究竟是怎么实现的高品质，普通人不知道，业界关注得也不够。这么多年来，中国企业一直是忙着学美国、学日本，真正学德国的企业很少，这是有问题的。中国制造想要实现持续地产业升级，往产业链的最高层攀爬，德国制造就是一个迈不过去的坎，我们必须把它研究透了。
事实上，不但我们要学习德国制造，西方发达国家都在学习德国制造。为什么？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除德国外的主要西方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制造业空心化，或者叫“去工业化”。最典型的就是美国。二战结束后的二三十年中，“美国制造”曾经横扫天下，但是后来，制造业被逐渐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美国的工业带渐渐凋敝，成为如今著名的“锈带”。
“锈带”的工人阶层从富足的中产阶级跌落到社会底层，生活看不到希望，陷入失业、酗酒、吸毒的泥潭，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奥巴马政府千方百计想要重振美国制造，但没能成功。于是，严重不满的民众把特朗普选上了台，特朗普的主要竞选口号之一，就是要夺回失去的制造业岗位。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迹象。
在欧洲，情况也差不多。过去30年里，法国的制造业就业比例缩水一半，英国更是缩水2/3，是所有大国中去工业化最严重的。可以说，英国脱欧和法国黄马甲运动，都和去工业化引发的社会矛盾密切相关。就在主要西方国家都落入“去工业化”陷阱的时候，德国却是一个异类。
在这一波全球化过程中，德国制造不但没有受到低成本国家的冲击，反而抓住机会进一步增强了实力。比如在21世纪的头十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就猛增了700%。高额的贸易盈余，让德国经济在欧盟中一枝独秀，可以说是欧盟经济的压舱石。那么，德国制造究竟是怎么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的？高工资、高福利的德国工人，怎么就不怕被亚洲同行抢走饭碗呢？
下面，我就从两个方面来给你详细讲述，德国制造背后的秘密。
第一，德国制造企业的竞争优势到底在哪里？
第二，“莱茵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有什么不同？
第一部分
先来说第一点，德国制造企业的竞争优势到底在哪里？
提起德国企业，我们最先想到的肯定是西门子、大众、奔驰这些跨国巨头。实际上，这类庞然大物只是德国企业中的特例。德国99.6%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员工不超过500人，年销售额不超过5000万欧元。可以说，德国经济的主体是中小企业，而非跨国大公司。
进一步看，同样是中小企业，德国中小企业和美国中小企业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的中小企业大多是初创企业，它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做大做强。如果不能做大，那么它们很快就会被淘汰。所以，美国中小企业都很“短命”：要么做大，成长为大企业；要么死亡。
相比起来，德国中小企业长寿得不可思议。在德国，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是世代相传的家族企业，有的传了几代人，有的甚至传了十几代人。比如德国最古老的缝纫用品公司，起源于1340年，至今已传到家族的第16代。全世界存活至今的最古老的家族企业，大多都在德国。而且，这些企业都是“真正”的家族企业。什么意思呢？
在美国，家族企业的定义是很宽泛的。如果一个家族拥有公司超过5%的股权，那么这个公司就算家族企业，而不管这个家族有没有真正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但在德国，家族企业的定义要严格得多。一个家族不但要拥有企业的控股股权，而且至少要有一名家族成员参与经营。目前90%的德国企业都是这种严格定义的家族企业。
更让令人想不到的是，德国企业不但大多都是家族企业，而且是地理意义上的“乡镇企业”。也就是说，它们远离中心城市，分布在偏僻的小城镇，甚至是小山村里。企业世世代代待在这个地方，不但经营者是世袭的，有时连员工都是世袭的，上一代员工的子女长大后，继续在这家企业工作。
来总结一下前面说的几点：德国企业规模小，年龄大，家族经营，位置偏远。这样一群企业，无论怎么看都没有“冠军相”，然而，它们之中却产生了大量的 “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这个词，是由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在1986年首次提出的。它是指这样一拨企业：销售额不超过50亿欧元，在某个细分市场上品牌位于世界前三名，或者是所在洲的领先生产商，所以是“冠军”；同时，这些企业又非常低调，公众基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所以是“隐形”的。西蒙在2014年写了一本书，叫《隐形冠军：未来全球化的先锋》。这本书里说，他在全球找到了2734家这样的“隐形冠军”企业，其中德国独占了将近一半，有1307家，其中大部分是制造企业；而美国几乎是德国的零头，只有366家。
这些德国的隐形冠军有多牛呢？首先，它们在某个细分市场占据了垄断性的市场份额。随便举两个例子。有一家胶水公司，专门生产把芯片粘在智能卡片上的胶水，它占了全球75%的份额；还有一家专门生产鱼类加工设备的企业，占据了全球80%的份额。
更重要的是，这些隐形冠军根本不靠价格战来抢市场，而是坚持走高质高价路线。比如，同等重量的机床，德国制造的价格是中国制造的20倍。吴伯凡老师在他的一期节目里说，海尔曾经想要收购一家专门生产菜刀的德国公司，后来嫌太贵了没有买。这家公司值多少钱呢？30亿欧元！一家卖菜刀的公司竟然值30亿欧元，确实了不得。
这些隐形冠军的经营策略也很有意思。它们很少申请专利，宁愿把自己的技术作为商业机密来严格保守。而且，它们刻意保持自己的“隐身”状态，只和关键客户紧密联系，极少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曝光。一般以为，所有公司都在想方设法增加自己的知名度，而隐形冠军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减小知名度当作一种商业策略。因为这样才不会引起竞争对手的注意，可以闷声发大财。
总结起来，德国制造企业的特点，是“小而美”。或者用吴伯凡老师的话来说，叫做“螺蛳壳里做道场”，在一个小的细分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了隐形冠军。这些隐形冠军企业基本都在德国本地生产，对外大量出口。一方面创造了大量贸易盈余，一方面又给德国提供了大量高薪酬的制造业岗位。
那么，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小，意味着资源有限，那隐形冠军的竞争优势到底在哪里？在全球化浪潮下，这些隐形冠军为什么不把生产线搬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去呢？
在这儿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对制造企业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资产？是机器设备吗？是专利技术吗？都不是。是成熟的、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一家制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它的产业工人的核心竞争力。日本和德国早就洞察了这个秘密，所以，它们的制造企业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终身雇佣制。
我们通常以为，终身雇佣制只是企业不得不承担的责任，但其实，这同时也是制造企业维持自身竞争优势的一种手段。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就说过：如果经济不景气时大幅裁员，那么等经济复苏时，你到哪里去找这样一批成熟的工人？“丰田模式”的开创者大野耐一说得更明白：丰田生产的不是汽车，而是“人”。丰田公司花很多年时间悉心培养它的产业工人，如果离了这批人，丰田就什么都不是。
德国制造企业也是高度依赖产业工人。吴伯凡老师讲过一个例子：德国有一家制造高级手表的老字号，叫做格拉苏蒂。二战后，这家企业被划到了东德，名字也改为东德人民手表厂。苏联人看中了这家企业，想把它搬到苏联，于是把它所有的机器设备全部打包运走。但是没过一年，机器设备又被原封不动地搬了回来。为什么？因为苏联找不到合格的工人来生产这种手表。
这是怎样的工人呢？他们绝非流水线上随时可以替代的“零件”，而是一个个身怀绝技的“工匠”。比如，有的工人练就了非常敏感的手指，随便拿起一颗螺丝钉，就能感觉得出微米级的尺寸差异。要知道，一微米是一毫米的千分之一！在普通人看来，这绝对是一种“超能力”。如果没有这种高技能的工人，你就生产不出高精度的手表。
那么，这种高技能工人又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这就要说到德国特有的教育双轨制，也就是学徒教育和高校教育并存。你来猜一下：德国年轻人中，有多少人上过大学？目前中国高校毛入学率为48%，也就是说，中国年轻人里有将近一半上了大学。德国的比例肯定要比中国高吧？错了！德国年轻人中，只有不到30%选择进大学。其余2/3的德国年轻人，从初中毕业后，就开始接受学徒制教育，走高技术工人的道路。
具体来说，这些学徒每周在工厂实习3~4天，再花1~2天在职业学校学习工作相关的理论知识。学徒培训一般持续两年半到三年半，费用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分担。学徒毕业后，一般直接进入实习的工厂工作，就业率高达95%。很多德国工人在一家企业里一待就是50年，15岁当学徒进去，一直干到65岁退休。甚至有不少德国企业的CEO都没上过大学，他们都是通过学徒制教育，从一线工人一步步提拔起来的。
说到这儿你肯定就明白了。德国“隐形冠军”的核心优势，就是学徒制培养出来的高技能工人。德国制造企业之所以不转移生产线，是因为它没办法转移，转移了就生产不出相同的产品。所以，面对亚洲制造的有力竞争时，德国企业的选择不是通过转移生产线来降低成本，而是用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高的产品质量，来覆盖工人的高成本。
反观美国产业工人，他们从普通中学毕业后，并没有机会像德国工人那样接受高质量的职业培训。美国工人的工作技能和亚洲同行差不多，成本却要高出好几倍，当然就很难保住饭碗。从这儿就可以看出，如果美国想要制造业回流，光靠打击对手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踏踏实实进行社会改革和教育改革，提升美国产业工人自身的全球竞争力。归根到底，一切还得靠实力说话。
好了，这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一个重点，德国制造的主力，是家族经营的中小企业。它们中产生了全球最多的“隐形冠军”，而它们的核心竞争力，是由学徒制培养出来的高素质的产业工人。
当然，对比德国制造与美国制造的不同表现，除了产业工人的因素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就是，德国的“莱茵模式”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有着本质性的不同。这也是接下来要讲述的第二个重点。
第二部分
“莱茵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一个显著不同，就是它们对制造业的重要性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事实上，当美国制造业从1970年代末开始萎缩时，美国精英阶层的普遍反应是高兴。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制造业就业人数的下降，并不能说明美国制造不行了，反而说明制造业的效率变高了。比如，原来生产一吨钢需要18人工时，现在只需要2人工时，生产效率是原来的9倍，当然就用不了这么多工人，制造业就业的萎缩就是不可避免的。你看，美国的农业部门不也经过了这个过程吗，就业人数大幅减少，而亩产量却不断提高。
而且，美国精英还认为，制造业本身并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当时计算机浪潮席卷美国，他们认为，工业时代就要一去不复返，即将进入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时代。未来，知识和创意才是最重要的财富来源，美国人只需要专注于知识创新就好了，把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转移出去才是正道。所以他们积极推动美国的去工业化进程。
应该说，这种理念没有错，后来美国的创新经济确实极为成功。但美国精英们忽略了一点：失业的农民可以成为工人，工人的收入水平比农民更高，整体的社会福利是提升的。但是，失业的工人只能进入服务业，金融、医疗等高端服务业他们进不去，只能转向低端服务业，像收银员、服务员等等。这些岗位的收入根本无法和产业工人相比，甚至很多岗位只是零工模式，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缩水。这就是造成今天美国社会矛盾的深层原因。
与美国不同，德国向来是高度重视制造业，坚持走制造强国的道路。目前美国制造业占GDP份额仅为13%，而德国制造业占GDP份额高达21%。德国政府于2019年2月发布了《工业战略2030》，明确提出到2030年时，将制造业份额扩大到25%。为什么德国人对制造业如此执着？
当我们回顾整个工业革命的进程，可以发现，无论是纺纱机、蒸汽机还是爱迪生旗下的众多发明，这些重大技术进步，都不是从纯科学或者少数天才那里来的，而是来自于广大工人日复一日的实践操作和持续改进。所以，制造企业本身就是一所最好的“创新大学”，而产业工人就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对德国企业来说，创新与制造并不是什么无可避免的对立，而更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德国中小企业由于体量限制，在技术研发上的资金投入拼不过大企业和国际巨头。怎么办呢？由德国政府想办法来补齐这块短板。德国拥有众多大大小小的研究机构，它们就像是德国企业的“研发外挂”，专门进行新技术开发，然后把研发成果转让给企业来应用。
比如其中最有名的弗劳恩霍夫研究协会，这是德国也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弗劳恩霍夫协会拥有2.5万名科技人员，光在德国就有69个研究分部，年度研发预算超过20亿欧元，每年研发出几千种技术应用成果。最关键的是，弗劳恩霍夫研究协会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机构，它2/3的研发经费来自于德国政府。
除了弗劳恩霍夫研究协会，还有同样知名的马普学会。马普学会同样是由德国政府资助，拥有几十名诺贝尔奖得主，专门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德国政府通过大手笔投入，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领域推进创新，补齐了德国中小制造企业的研发短板，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德国制造的竞争实力。
除了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不同，“莱茵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差异，还体现在企业治理结构上。美国公司是把股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美国的CEO本质上只对股东负责，他的薪酬和公司股价密切相关。为什么美国公司的CEO普遍比较高调，特别喜欢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因为他往往通过几句话就能马上提振股价。对于股价的过度关注，导致美国CEO特别看重公司的短期利润率，而不舍得在长期项目上投入。比如，与其费时费力地培训本国产业工人，帮助他们逐渐提升劳动技能，不如直接把生产线搬到低成本地区，能马上提升利润率。
而德国企业不同。前面说了，德国企业以家族企业为主，它们大部分都拒绝上市。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对企业的控制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企业的经营不受资本市场的干扰，才可以着眼于长期战略。德国盛产“隐形冠军”，也盛产“隐形CEO”。有一本管理畅销书《从优秀到卓越》，里面就提到，最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并不是那些叱咤风云的商界领袖，而是低调谦逊、踏实耕耘的幕后英雄。德国企业的CEO大多都是如此，就算是德国大公司，通常公众也不熟悉它们CEO的名字。德国企业CEO的任期也很长，平均任职时间是他们美国同行的4倍。
那么，如果企业不上市，缺钱了怎么办？找银行借。这也是莱茵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企业以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所要求的利润是很低的，年利率不超过10%；而直接融资要求的利润率高得多，如果是风险投资，更是要求几十上百倍的回报率。相比起来，间接融资更利于企业的稳定经营。
德国银行主要分成三类：私人银行、储贷银行和合作银行。其中，储贷银行和合作银行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中小企业贷款约占贷款总额的2/3。这些银行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利润率不高，但很稳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几乎不受影响。银行和企业之间联系非常紧密，形成了一种长期合作伙伴关系。银行对企业的情况非常了解，还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决策中。比如，德意志银行的一位CEO，就曾同时担任23家公司的监事会成员。
除了银行参与企业决策，员工也会参与企业决策，这就是莱茵模式下的“劳资共治原则”。根据德国的《劳资联合委员会组成法》，每个企业都要成立职工委员会，职工委员会不仅享有对企业情况的知情权和咨询权，而且有权参与到企业的营业决策过程中，让工人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观点和诉求。
劳资共治原则意味着，企业不再是完全属于股东，而在一定程度上由股东和企业员工共同所有，双方共同行使权利。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指出，在资本市场上，德国企业的股价要明显低于美国企业，就是因为德国企业的股东权利实际上是打了折扣的。在劳资共治模式下，德国企业当然也就不能随心所欲地转移生产线。
当然，德国企业也并不反对全球化，实际上德国是最积极布局全球化的欧洲国家。只不过在全球化过程中，德国企业把技术含量不高的生产线转移走，而把技术含量最高的核心零部件生产留在国内。同时，在转移生产线的过程中，要保证本土员工利益不受损，还要让员工分享到企业红利。
你可能会有疑问：如果员工话语权太大，那他们会不会狮子大开口，不断要求涨工资，最后把企业搞垮了？其实，劳资共治恰恰是把股东和员工从对立关系，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当员工对企业有了话语权，他对企业的忠诚度也更高。比如当生产紧张时，德国工人能够以企业利益为重，自发组织起来加班。德国中小企业员工年流动率不超过3%，平均每个员工的在职时间长达33年；而美国企业员工年流动率高达30%，平均每个员工在职时间不到4年。
总结起来，莱茵模式的企业治理，是企业股东和利益相关方的共同治理，利益相关方包括银行、员工、社区、产业上下游等等。莱茵模式又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它与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同的是，在进行自由竞争的同时，更注重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持久性，还强调了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不但要算经济账，还要算社会账，实现双重盈余。
好了，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二个重点，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相比，“莱茵模式”极为重视制造业，由政府出资来帮助企业搞研发；企业治理不是股东利益至上，而是强调劳资共治。
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以来，德国制造迅速崛起，但并不是一帆风顺。在互联网和创新经济发展得最迅猛的1990年代，德国经济明显落后了，还一度被贴上“欧洲病夫”的标签。当时的德国精英阶层怀疑，“莱茵模式”还能否走得通，是否要全盘学习“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幸好，德国坚持了自己的道路，并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大对制造企业的支持力度，为经济复苏夯实了基础。2008年金融危机后，德国率先走出困境，实现强劲反弹，很快成为欧洲各国的领头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