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建立
1990年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下称“上交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相继成立并正式开业。股票和股票交易所，这个被长期冠以资本主义特有标识的市场化产物，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中悄然启动。此后，深交所和上交所又先后推出了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科创板等，中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更为丰富。与此同时，深港通、沪港通，以及沪伦通的开通，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在法制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方向上不断迈出坚实步伐。股票市场的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对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出席了开业典礼。（新华社）
上交所：白纸上画出的梦中情人
“接手筹建上交所，是诸多机缘巧合。”尉文渊这样开始回忆当年建立上交所的情景。
1989年年中，30多岁的尉文渊放弃了审计署处长的身份，从北京回到上海，这个消息被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时任行长龚浩成知晓后，他让人捎信给尉文渊，“让他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
龚浩成与尉文渊的交集是在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前身，简称上海财大）。那时，尉文渊是学生骨干，深得时任副院长的龚浩成喜爱。此时尉文渊重回上海，而龚浩成第一时间抓住了这位爱徒。“老师召唤，岂敢怠慢”，尉文渊于是就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
筹建上交所还有一个重要背景：浦东开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小平同志，我们想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邓小平当时说：“好啊，你们干嘛。”1989年12月，朱镕基召开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正是那次会议上，朱镕基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由龚浩成等三人组成“上交所筹建小组”，办事机构设立在人行上海分行，而具体执行机构则是金融行政管理处。
上交所的设立迫在眉睫。1990年6月8日，朱镕基宣布：上交所将在年内开业。因为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将在1990年12月率领一个大型贸易代表团访问上海，朱镕基希望代表团出席上交所开业典礼。
筹备时间只有半年，1990年6月下旬，尉文渊向人行上海分行的领导透露一个愿望，是不是可以让我去筹建上交所？一拍即合，时年35岁的尉文渊挑起了这副前途未卜的担子，当年7月3日，他履新上交所筹备小组组长。
刚接手上交所筹建之时，交易所在尉文渊的脑子里只是电影《子夜》中的片段，它究竟该怎样运行、管理？构建怎样的机制？一切都是空白，但尉文渊心中有个基本准则：要建交易所，就要建一个高标准的交易所。
白纸上的“梦中情人”
毛泽东形容新中国建设基础时，用了“一穷二白”一词，而新中国证券交易所建立实际也是如此，穷的是硬件，白的是软件。
万事开头难。在经历过刚开始的迷茫之后，尉文渊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先要有一个交易大厅。按照他的说法，有了交易大厅，就会有各种场景的想象，各种设备的需求，就会使所有问题都变得更加具象。所以，筹建上交所就从交易大厅的寻找开始了。
按照龚浩成的要求，这个交易大厅应当放在黄浦区。这里不仅是上海金融聚集区，而且有外滩这个标志性的时代印记。
当然，在尉文渊的心中，交易大厅应当是个什么样子，说不清。
但就是这个虚幻的形象和标准折磨着尉文渊，让他跑遍上海这一区域所有可能带有大厅的场地，包括卖火车票、卖船票、卖邮票的地方，他甚至考察过当时上海南外滩、55路公交车终点站对面商业储运公司的仓库，那个地方离十六铺的粪码头不远。“我们筹备小组就在附近办公，一到夏天，上海爱刮东南风，办公室空气就很不好，必须关窗。” 尉文渊说。
也许又是机缘巧合。上海大厦一位副总经理听说尉文渊正在满外滩寻找大房子，便托人带信。当时，上海大厦旗下的浦江饭店经营非常困难，希望能找到大客户物尽其用。尉文渊刻不容缓地去看了，“真够破烂的，又黄又旧，穹顶像块破席子都快塌下来了。”
但是尉文渊仔细一看，墙是大理石和汉白玉构件，孔雀厅作为中堂精致典雅，圆形穹顶残破中暗透气派。这座有着近150年历史的饭店，是全上海最早使用煤气、安装电灯、使用自来水的地方，罗素、爱因斯坦等一批国际名流都曾下榻于此。
“就是她了。”尉文渊一阵兴奋，“没见到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的‘梦中情人’长啥样子，直到你见到了，才知道就是她。”多年后讲起这段经历，尉文渊仍是满脸兴奋，但当时他还是有点忐忑，因为浦江饭店不在黄浦区，而在与黄浦区一河之隔的虹口区，自己相中的“媳妇”，“婆婆”会认账吗？
费尽口舌征得了龚浩成同意，尉文渊如释重负。浦江饭店，尉文渊踏破铁鞋要找的那个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诞生之地。
接下来的工作则是该如何装点她，让一个破败的饭店不仅变成自己的“梦中情人”，也变成千千万万中国证券投资者的“大众情人”。
领先全球的电脑交易
场地有了，交易体系如何构建？用怎样的方式构建？尉文渊试图超越已经使用计算机的纳斯达克，建立一个计算机自动交易系统，一并完成信息传输、信息披露、交割清算。不到半年时间，要完成如此之大的创新，谈何容易。
“直到开业的前一天，我们还在做用户界面。”尉文渊记忆深刻。
也许又是巧合，就在这个时候尉文渊偶遇上海财大信息系的朱快蕾老师，正是朱老师组织信息系的老师和同学，包括上海财大助教谢玮和刘兰娟夫妇，一起开发了上交所第一套计算机交易撮合系统。
“‘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基本交易规则是明晰的，但人家做编程之前我需要向人家提供整个交易流程的设计规划。”尉文渊举了一个例子，负责编程的谢玮提出一系列问题：股票代码如何设置？编码规则是什么……当然，这些具体问题都要有规则，如果开始不为未来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那交易所走不了几步就需要回头解决“历史问题”。
尉文渊举了一个例子，股票代码6开头、6位数是受上海电话号码升位的启发，这样的股票代码编制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还有标准化的证券买卖委托单、交割单也是我们借鉴当年的银行储蓄单据设计出来的。”这样一点一滴地拼，一点一滴地凑，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尉文渊他们硬是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出他们自己都不曾想象过的图画。
1990年，中国还处在物资短缺的时期，很多东西都是定量供应。当时筹备上交所的时候，电话号就是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电话终端的数量对交易所非常重要，但当时上交所只申请到了30个电话号码。
怎么办？朱镕基来了，距离上交所开市还有16天。1990年12月3日，朱镕基来到浦江饭店视察交易所的筹建情况。正是这次视察，朱镕基责令上海市政府全力以赴支持交易所建设，包括申请电话号码等等。“多亏是12月3日朱镕基来视察，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尉文渊说。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如期举行，朱镕基以及北京赶来的人民银行领导出席，而那个如约前来的香港大型贸易代表团也站在出席典礼的人群当中，当开市的锣声敲响，全球唯一的股票电脑撮合系统跳出第一笔成功交易的结果之后，“电脑技术人员都跳起来了”，而尉文渊却因为一双不合脚的鞋磨破了他的一只脚，发着烧敲响了开市第一锣。
现在，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代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正在不断丰富，成为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骤然提速， 2019年7月上交所科创板开市，建立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再下一城。
（本文为《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的报道）
编辑：孙庭阳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8期）
2019年第1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上海财经大学走出过哪些名人？
有严济慈、杨纪琬、曹沛霖、庄福龄、娄尔行等。
严济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杨纪琬：中国社会主义会计制度的奠基人、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重建和恢复的创始人。
曹沛霖：政治学家、复旦大学首席教授、中国政治学理论博士点最早的3位博士生导师之一。
庄福龄：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
娄尔行：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会计学家之一、中国会计学博士点最早的2位博士生导师之一。
上海财经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一所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经、管、法、文、理、哲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研究型重点大学，国家首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高校。
扩展资料
师资力量：
截止至2012年9月，学校有专任教师1019名，其中教授、副教授541人；有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10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9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全体教师的比例为81%。截止至2017年9月，学校有专职教师1043人，有国家级教学团队4个。
学科建设：
截止至2019年5月，学校共有一级学科17个，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8个学科门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上海财经大学
股市历史
上交所成立于1990年12月9日，当时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有8家，有趣的是，8家上市公司中还有两家关联企业，上海飞乐股份和上海飞乐音响，俗称“大飞乐”和“小飞乐”。“大飞乐”要比“小飞乐”大得多，仅从员工规模看，一个约2,700人，另一个只有50人。“大飞乐”的总经理也是“小飞乐”的董事长，其“父子”关系不言而喻。事实上，“小飞乐”的发起单位之一便是“大飞乐”的前身“上海飞乐电声总厂”。但从市场化或股份制的资历而言，“小飞乐”成立于1984年，是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而“大飞乐”建立于1987年。更为重要的是，1986年，***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后者向***赠送了一枚纽交所徽章，凭它可以在纽交所自由进出。***回赠了一张“小飞乐”的股票，这就是“父以子贵”了。“小飞乐”1984年发售股票时，也未在媒体上刊登招股公告，只在当地市民报纸《新民晚报》上报道了一则创立大会的新闻。
“小飞乐”、爱使股份与另一家延中实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没有国家股，当时被称之为“集体企业”，俗称“街道企业”。延中实业据说是为安排失业（当时叫待业）人员而建。申华电工也没有国家股，但它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瞿建国是当时川沙县孙桥乡副乡长和工业公司总经理。
8家上市公司中，身份最高贵最富国企意味的是真空电子，1989年，它在全国最大的100家电子企业中销售额排名第十二，利税总额则是第二。真空电子在1991年6月的市值是8.6亿多元，占上海股市总市值的60%以上。不过，真空电子就像后来许许多多的大型国企上市公司那般，很少有投资者喜欢，但又无法忽视它。真空电子最有名的事件是其首任董事长薛文海公开扬言中小股东无足轻重，他虽道出了真实状况，但其粗鲁的态度简直无法让人接受。
8家上市公司有一个共同之处——每年都分红，而且股息率很高，这在此后许多年的大部分上市公司身上再也不会出现了，投资者们不得不以追求资本利得为目标。当年的股份公司在不能交易的情况下，也只能以股息来吸引人了。当然，所谓的高股息是和当时的高通胀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股息率大多都是18.75%，它正是当年一年定期储蓄存款的利息率。最高的股息率是22%，1989年由豫园商场和凤凰化工发放。
特区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在1991年7月3日正式营业，挂牌企业有深发展、深万科、深安达、深金田和深原野。深发展尽管是一家股份制银行，但考虑到姗姗来迟的中国金融改革，它能上市，在15年前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所以深发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市场上的一颗明星。深万科当时还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地产公司，只是里面有一个聪明的企业家王石，他为了尽量摆脱控股国企“婆婆”的影响，利用深圳市委急于改革的心情，直接要求市委书记支持万科成为股份制公司。还有一家公司深原野也颇具典型，因为它是中国股市最早出局的玩家。
原野是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在1987年成立的时候，国家股占了60%，港资占20%，还有两个个人股东各占10%，其中一个叫彭建东。但过了不到两年时间，原野只剩下了两个股东，一个是占5%股份的深圳国企，另一个是香港公司，占95%股份，背后的控制人便是彭建东。原野上市后，彭建东将股价炒高，然后套现。1992年7月7日，原野停牌，直到1994年1月才改名为“世纪星源”复牌。期间究竟发生了何事，当时没有对外披露，只是法院后来以挪用公司资金罪和侵占罪的名义将澳大利亚国籍的彭建东驱逐出境。
除了原野的中小股东之外，没有多少人对此深究和愤怒，也没有多少人想到原野这类上市公司会在今后泛滥成灾。
(二)不完善、不健全的证券公司
进入上交所后，我的主要工作是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的记者，顾名思义，这是交易所办的一份报纸。中国的许多改革的特色是“只做不说”，悄悄地干完，等大家发现，“生米已煮成熟饭”。国家对待交易所的态度也一样，不准主流媒体播报股市信息，可股市恰恰是最市场化的，没有公开的信息，这个市场一定会死掉。上交所索性自己办报，向广大投资者进行市场推广。
除了股市行情之外，可报道的信息十分有限。上市公司只有8家，而交易所的会员单位1990年时仅有26家，其中以信托投资公司为主，占了14家，证券公司仅有6家，还有就是城市信用合作社（我有两天调研完5家信用社营业部的经历）。上海的证券公司主要有3家——万国证券公司、申银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申银证券背后的银行是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海通证券公司属于交通银行体系，万国证券则是一家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万国和申银等证券公司原始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对国库券的套利。当时，中国各地市场因投资者市场意识不同，国库券价格差异很大，把黑龙江的80多元国库券弄到上海，就能卖到100多元。但当时没有什么电子化交易，国库券全是实物券，面额最大的才10元，2,000多万元的国库券总得需要装十几个麻袋、十几个箱子，租一节火车皮，配上多名经济警察和枪支押运回上海吧。有意思的是，个体投资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有个叫杨百万的人就是这样发家的。中国证券公司的经营水平一直不高，行为与一个散户或暴发户没有什么两样，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另外，当时的券商充分利用不对称的信息优势乃至违法获得先机来牟取暴利。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在1989年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串门，看到了1988年国库券准备在一个星期以后上市的内部文件，赶紧以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就是104元，大有斩获。万国证券的行动引来了其他证券公司的跟风，最后皆大欢喜。
很多年来，中国股民真正有多少人，一直是个谜，原因是为了操纵股市、提高认购和配售新股中奖率等原因，个人或投资机构收集了大量的非股民身份证，然后开户，俗称为“拖拉机”，结果把中国股民弄得面目全非。但在1991年夏天的3个月中，我很幸运地见到了几乎所有的上海股民（占了当时10万中国股民的绝大部分）。上交所为了无纸化交易，也为了消灭黑市，要求投资者本人必须来浦江饭店换取新的股票账户。交易所所有员工从下午到深夜12时加班加点工作，我的岗位是最后将账户递给客户。整整3个月，拿着小喇叭喊号的我看到了无数张脸，那是很真实的事情，不似后来，市场变得越来越玄虚了。
(三)市场的狂乱与挫折(“810”事件)、中国证监会的设立(1991年下半年-1992年)
1991年6月上海浦江饭店门外站着不少投资者，他们在议论着该不该买股票和买什么股票，我记得自己站在他们中间，太阳晒得有点吃不消。到了7月，大家已经没什么可以议论的了，因为市场每天单边上场，而且都涨停在0.5%的涨停板上。由于普遍惜售，像凤凰化工从前周成交的6,280股缩小到这周成交55股。每天空涨不是个办法，上交所在9月30日开始以成交量调控股价，如果当天成交量不到其可上市交易量的0.3％，当天就不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会有人作出些“贡献”，凑足成交量，然后股价继续向上。于是，出现了世界股市上难得一见的奇观，证券公司每天聚满人群，看着行情大屏幕，像久旱盼甘霖那般等待几股或十几股的成交量，最后积累成功，延中实业2,800股，真空电子1,500股，大飞乐400股，爱使电子85股，申华电工110股，小飞乐65股，豫园商场40股，凤凰化工2,140股，股价上涨，大家欣喜若狂，一齐鼓掌。它之所以给我们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以后的中国股市一直被“扩容”压力所困扰，也就是说，发行的股票总是多于市场中的资金，不会出现在股市中买不到股票的现象。但是，这个奇观还是预示了以后中国股市的宿命——荒诞的政策不断地扭曲市场，市场又时不时作出离奇极端的反应，让政策制定者恼羞成怒或焦虑万分，用更离奇的政策来束缚或刺激市场，然后市场奄奄一息或亢奋异常，接着政策又……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上交所成立一年后才出现了第一家新上市公司兴业房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一直不愿意让新公司上市，造成粥少僧多，供不应求。
那时的深圳市场又是另一番景象，深发展的扩股遭到股民的反对，1991年8月11日其股价曾狂跌41.6%，在证券公司前的一名妇女目睹此景当场晕倒。9月6日，深指已从全年最高点136.9点跌至最低点45.6点。当地政府一边实施2亿元资金秘密救市行动，一边采取取消涨跌停等多种市场化方法，终于使市场反转。
1992年年初，***南巡讲话，提到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龙头的重要性，也具体肯定了股票交易所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当然，***的肯定是辩证的和谨慎的，一方面讲要大胆试，又说搞得不好就关）。3月，原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上交所的创建者，当时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公开称赞深圳市场比上海成功的报道，深深刺激了上交所的总经理尉文渊。他越过主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直接向市委领导申请全面放开上海市场的股价，让市场自己说话，终于形成了股价天天小涨、最后变暴涨的局面。例如豫园商城的股价就从800多元/股上涨至10,500元/股(10年后，一些中国股市投资者高喊要创造第一个百元股的奇迹，却未考虑到豫园商城早就是万元股了。即使将百元1股拆细至1元1股，豫园商城也是中国第一个百元股票)。
深圳临近亚洲金融重镇香港，它所在的地域广东又得改革之先机，要比当时正欲改革起飞的上海，在市场意识方面成熟得多。如果不是出了“810”事件，上海股市在几年之内是很难超越深圳的。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宣布当年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以购1,000股。在大牛市中，新股是市场的宠儿，如何公平公正地发行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由于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不仅全国各地大量的身份证寄往深圳，据说上百万外地人涌入了这个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城市，各售表机构门前提前3天就有人排队。到了8月9日早上，排队人数可能已达100万，当天晚上9时，500万张抽签表售完。未获得抽签表的人群目睹了种种不公正和fb行为后涌向市政府。午夜12时后，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到处是石块、汽水瓶、催泪瓦斯、水炮、电棍，汽车、商店被烧被砸，混战持续了4个小时。事后调查，至少有10万张以上的抽签表被内部藏留私买，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000多人。
尽管事后朱基副总理认定“8.10”事件是“一次技术失控事件”，但深圳市市长郑良玉曾在公众面前泣不成声，他12月16日转任江西省副省长。随后，市委书记李灏被调回北京。
“8.10”事件触及了中央政府的底线。中国***人深知金融稳定事关政权安危，1948年旧上海金融市场的崩溃正是国民党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金融市场不能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否则的话就必须关门。作为金融市场最活跃又最不稳定因素的股市能否做到这点，谁都没有把握。上交所开业时，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就对尉文渊说:“半年内不出问题就是胜利。”由此可想上上下下是多么的不确定。
因为“810”事件，深圳市场是够得上“关门”条件的，尽管深圳市场没有关门，却从此元气大伤，直到1996年才打起精神再度与上海竞争。“8.10”事件也引发了上海股市的暴跌，却没有让上交所循规蹈矩，他们反而趁着上海的改革开放大肆发展，直至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才让上交所领略了什么叫“关门”。
“8.10”事件还有一个得益者是中国证监会，地方上的混乱给了北京集权的理由，于是，证监会于当年10月26日成立。
(四)本末倒置的市场营运和1994年的大暴跌(1992-1994年)
今天最能代表中国股市的量化指标是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以1990年12月19日为100点)，它的最初发布日是1991年7月15日，以133点报收，到了年底的12月31日，已是292点。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上证指数从前一天的623点冲到1,334点，并在5月26日达到全年最高点1,429点。但由于这一年有30多只新股票上市，比1991年增长了3.88倍，对投资者的心理冲击和资金面压力巨大，股指一路下滑到393点，出现了上海股市的第一次“熊市”。但不久就反弹，在当年年底，上证指数收在780点上。
与上市公司激增同步的，是股票交易额的几十倍地放大，股票总成交金额247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30倍，市价总值558.4亿元，增长了317.98倍。上交所的会员单位也达到75家，比以前增加了49家，交易所场内的席位也从最初的25个扩大到1992年年底的500多个，到1994年则扩大到了3,000多个。
在这个扩张过程中，出现过上海市场交易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即营业部太少，投资者没有“跑道”可以买进卖出。为了获得营业部限量发放委托单，投资者开始通宵达旦地排队(让人感叹的是，十几年后的上海房市泡沫时，又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场景)。于是，上交所竟然在昔日的“跑狗场”——文化广场中搞了一个超大型的证券营业部，100多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在那儿设立临时拒台，接受股民的委托。有些紧张的是，1992年6月1日第一次开门时，没想到竟来了4万人，有关方面准备不足，只得临时关闭。6月9日，它才开始顺利运行，半年后的12月，这个违反规定开设的证券经营场所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座位于过去的法租界、植有法国梧桐的陕西路永嘉路口的“文化广场”，后来成了鲜花集市，最近又要挪作它用了。很少人能将它和大型股票委托展销会联系在一起，这可能也是世界股市史上的一绝，可它确实充满了早期的市场精神，是不“规范”的早期中国股市的象征。
比起文化广场股票委托点形式上的不规范，影响到中国股市长远发展或者说让中国股市受到不良“路径依赖”的，是看似规范和名曰“规范意识”的文件和规定，它们非常在意股东与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从股东的权利来界定股票类型，从而衍生出许多看来富有“创造性”，但最终却被证明不是不可行就是成为市场发展障碍的东西。比如“国家股”、“法人股”与“个人股”，就是一些当时就有点矛盾、今天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概念，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从市场中直接买来的股票是不是法人持有的股票呢？为什么它们就不是“法人股”呢？界定概念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的结构性缺陷，股票被人为地划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当年的不流通，缘自于对所有制意识形态的考虑，不能让民间力量“私有化”公有企业，但由于“法人股”与“不流通股”划上了等号，结果后来很多民营企业的“法人股”也不能流通了。
有趣的是，只要不被称为“法人股”或“国家股”，就可以想办法变相流通。在1992年之前是没有“法人股”这个概念的，只有所谓的“单位股”，这在上海市场的“老八股”当年的报表中出现过，后来有许多就化为流通股了，否则今天北大方正(当年的“延中实业”)和华晨集团(当年的“申华电工”)就不可能是全流通的股票了。
我还有好多，太长了，自己去网上找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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