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期金融市场波动，管涛认为，当前市场信心不足的一个原因是，担心疫情影响经济复苏。2022年GDP增速5.5%左右的目标短期内不会调整，二季度表现至关重要，而政策发力重点在稳就业、稳物价
文｜《财经》记者 唐郡
编辑｜袁满
A股跌破3000点，人民币跌破6.60。4月20日以来，股市、汇市持续震荡下行，双双突破重要关口。4月27日，A股三大指数反弹上攻，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分别上涨2.49%、4.37%和5.52%。但截至28日收盘，上证综指仍未收复3000点关口。
与此同时，国际上地缘政治冲突阴云犹在，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节奏仍存不确定性；国内疫情多点散发趋势未止。多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经济增长不确定性抬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近期，《财经》记者专访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就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系列热点问题进行探讨。
管涛（图源/受访者提供）
管涛表示，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4.8%，主要经济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仍在持续复苏。与此同时，国内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总体有增无减，俄乌冲突和疫情散发两大突发因素给经济带来超预期冲击，且影响在二季度可能继续显现。
对于近期金融市场波动，管涛认为，当前市场信心不足的一个原因是，担心疫情影响经济复苏。他进一步表示，从近期系列会议表态来看，2022年GDP增速5.5%左右的目标短期内不会调整，二季度表现至关重要，而政策发力重点在稳就业、稳物价。
具体政策措施上，管涛建议，当前需要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降低疫情防控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物流畅通、供应链稳定。同时，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对冲力度，货币政策适时发力，加强政策协调联动，防止和纠正出台不利于市场预期的政策。
“经济稳、金融稳，经济强、货币强，”管涛表示，“如果中国能够实现稳增长目标，管你是疫情冲击、俄乌冲突，还是大国博弈，人民币就不会有问题。”
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财经》： 当前经济中多种因素交织，市场信号杂乱。你认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管涛：先说成绩，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4.8%，连续八个季度实现同比正增长，主要的经济指标都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仍然在持续复苏。
但也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正如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判断：世纪疫情持续冲击，叠加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当前，三重压力边际上略有改善，但总体有增无减。
今年一季度有两个超预期的突发因素：俄乌冲突和疫情散发。尽管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已有所预期，政策上也有所准备，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猛。
具体表现来看，国际上，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到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能源和粮食价格波动，市场主体的困难加大，而且经济循环畅通也受到制约；在国内，经济新的下行压力加大，例如3月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都跌破荣枯线，失业率继续攀升等。
同时，3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一季度、上半年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对实现全年目标至关重要”，“坚定信心，咬定目标不放松，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说明短期内经济目标不会调整，目前为止，中国还要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实现5.5%左右的增速。
由此看来，二季度对实现全年目标至关重要。所以，近期一系列会议均要求政策靠前发力、适时加力，而且要对新的情况研究准备预案。
《财经》：4月15日央行宣布全面降准25个基点，同时再定向降准25个基点，力度低于市场预期，被认为是“半个降准”。你如何评价央行此次降准操作？
管涛：从幅度上看，通常央行都是降准50个基点，个别情况下100个基点，25个基点在历史上是少见的。降准主要作用是改善银行体系流动性，但4月初到4月15日，DR007日均利率水平较3月下降19个基点，说明银行体系流动性比较充裕，所以降准不是为了增加流动性。
4月18日，央行在另一个新闻稿披露了个中原因。截至4月中旬，央行提前向财政上缴了6000亿元结存利润，用于留抵退税和地方转移支付，相应增加了基础货币投放，相当于降准25个基点。因此，4月实质性降准仍达到50个基点。
一季度两个突发因素给经济带来了超预期冲击，其影响在二季度可能将继续显现，而货币政策相对灵活，应该适时主动作为。央行本次降准，与此前两次降准、一次降息逻辑一致，意在释放“货币政策适时加力”这个政策信号。
市场现在信心不足的一个原因，就是担心疫情影响经济复苏，此时降准是改善市场预期，改善经济复苏的前景。整个逻辑是经济稳、金融稳，经济强、货币强。
《财经》：实现既定经济目标的重点在哪里？政策应该如何发力？
管涛：总理说，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主要是稳就业、稳物价。经济目标的重点不言而喻。
具体来看，一方面，需要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降低疫情防控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物流畅通、供应链稳定。
另一方面，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对冲力度。财政政策受年初批准的预算目标约束，它靠前发力主要体现在：保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就是把已经决定要花的钱尽快花下去。货币政策相对灵活，适时加力应该体现在货币政策上。
同时，加强政策协调联动。一个是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联动，央行提前上缴结存利润就是典型例子；另一个是财政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协调联动，包括跟其他的行业监管政策。
3月2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开展政策取向一致性的评估，防止和纠正出台不利于市场预期的政策。我认为，“防止”就是防止出台新的不利于市场预期的政策；“纠正”就是对老政策进行评估，然后调整力度和节奏。这样才能形成政策合力，防止政策相互打架、相互抵消。
此外，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稳定市场预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好激发市场活力。
汲取欧美教训，避免政策过度宽松
《财经》：央行行长易纲近期出席博鳌论坛时公开表示，中国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物价稳定。你曾经提出中国货币政策的窗口期应该是通胀拐点到来之前，如何理解这个逻辑？
管涛：央行最近提出关注国内物价走势，应该同最近中央对稳物价的要求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要防止当前货币政策过于宽松。
如果货币过度宽松的话，有可能增长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引发通胀，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欧美现在遭遇了40年一遇的高通胀，就是前期财政、货币政策双刺激带来的后果。
中国的刺激政策相对克制，再加上疫情防控有效，供给恢复快于需求，同时工业体系比较完整，所以通胀比较温和。因为通胀比较温和，货币政策也有空间，所以中国货币政策方向很明确，主要是防止经济下行，也就是稳增长。
将来如果通胀水平上升，政策可能面临两难抉择。到底防“滞”还是防“胀”？这就是美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中国要汲取教训。
《财经》：如何让通胀保持在合理水平？
管涛：前面已经说到，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主要就是稳就业和稳物价。
对于可能出现的大通胀，应该说决策层是高度警惕的，这要求中国现在的政策要保持相对克制，不能大水漫灌，包括这一次降准，央行的新闻稿里也讲，不搞大水漫灌，这是防通胀的一个前提。
第二，就是原材料的保供稳价，缓解输入性通胀的压力。
第三，畅通物流，现在物流成本的提高，对物价也有很大影响。
最后，还要保持国内外产业供应链的稳定。中国如果动态清零出现问题，不但对中国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也是全球供应链修复的一个重要尾部风险。
《财经》：你对接下来货币政策发力的重点有何预期？
管涛：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不是流动性，而是疫情带来的非对称冲击，即对不同行业影响程度不同。所以央行货币政策发力，除了总量工具，还有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结构性工具。
总量工具无法定向导入流动性，但结构性工具可以实现专款专用，对受疫情影响的行业精准滴灌。比如最近央行新设1000亿元交通物流领域专项贷款，针对解决这次疫情带来的物流受阻等问题。
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央行既管货币投放，也管货币投向，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体制优势。
当然，降准降息等总量政策工具信号作用更强。未来疫情蔓延得到控制，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经济有需要的话，从稳增长、促就业这些角度考虑，央行降准降息仍然值得期待。不过，把降准降息两个工具交叉使用，可以起到节约子弹的作用。
经济强、货币强
《财经》：2月以来，外资持续减持人民币资产，跨境资本流出，其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对中国金融市场有何影响？
管涛：2月底以来，俄乌冲突导致地缘政治风险外溢，叠加中概股跨境监管，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复苏和出口增长前景不明等，阶段性地影响了市场信心，造成外资减持。
从陆股通数据来看，3月北向资金净卖出451亿元，但4月初到4月27日累计净买入7.4亿元。所以我不认为中美货币政策会分化会掣肘央行的货币政策，至少到目前为止它不是主要矛盾。
当然，从2015年下半年中国加快境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以后，外资增加人民币资产持有。到2021年底，外资持有人民币资产，股票、债券、贷款、存款合计10.8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7万亿元美元。外资在各个子市场的占比都不高，但存量已经1.7万亿元美元。如果他们由于某些原因出现阶段性的调仓行为，势必会对境内的股市、债市带来影响。对此，各方需有心理和措施上的准备。
《财经》：如何看待近几天人民币汇率的快速下跌，以及4月25日央行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管涛：4月25日晚，境内银行间市场下午四点半的人民币汇率收盘价跌破6.50之际，央行出台了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的措施，给人民币的急跌行情降温。这是去年两次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各两个百分点的反向操作，反映了当前外汇形势的变化。
此举有助于改善境内外汇流动性，扩大本外币利差，促进境内外汇市场的平稳运行，对于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有积极的信号作用。同时，还有助于防止市场顺周期的羊群效应，震慑肆意做空人民币的势力，进一步激发企业逢高结汇的热情。
《财经》：今年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管涛：我年初写过可能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五大因素，包括经济复苏、中美利差、美元指数、 出口和大国关系。总的来讲，经济强、货币强，当前全球经济增速都在回落，就看谁能够保持经济复苏的相对领先优势。如果中国能够实现稳增长目标，不管是疫情冲击、俄乌冲突，还是大国博弈，人民币都不会有问题。
《财经》：央行一直强调将“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如何理解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管涛：就是实施灵活的汇率政策。央行一再强调，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既符合现在又符合将来。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我们要实施灵活的汇率政策，主要体现在，不干预是原则，干预是例外。央行基本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干预，汇率有涨有跌，双向波动，避免出现单边走势。
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意味着央行在某些情况下会进行干预。具体什么情况？个人理解，就是当市场出现过度或者异常波动时。过度波动，主要指汇率升、贬值的时候，市场出现单边升、贬值预期；异常波动，主要指升值的时候影响企业财务状况和出口竞争力，贬值的时候触发市场恐慌，引起市场挤兑外汇的行为。
《财经》：近期中美货币政策进一步分化，跨境资本外流，是否是央行货币政策力度较小的原因之一？
管涛：日前，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发布一季度金融数据时再次阐释了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内涵，即货币政策主要是看国内的经济情况，决定操作的节奏和力度；人民币汇率要增加弹性，发挥汇率对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稳定器作用。通俗地讲，就是货币政策对内，汇率政策对外。
对央行而言，如果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分化扩大以后，跨境资本流动、汇率出现一些波动，我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
4月央行降准力度不及预期，除了因为提前上缴结存利润相当于降准25个基点，还因为3月中旬以来国内疫情多点散发，阶段性地影响了国内经济循环畅通，抑制了市场主体融资需求。只要未来疫情蔓延得到控制，市场主体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和出行消费活动，融资需求还会回来。要避免等到市场真正需要流动性支持时，货币政策空间或因前期消耗过多，届时却力有不逮了。
2020年，曾经出现因财政货币政策严重错位，引发了非意向的负面结果。当年5月底“两会”结束后，财政政策才开始发力，而货币政策已随着抗疫金融支持政策到期自然退出而边际收紧。结果，尽管央行没有加息和提准，但下半年市场利率震荡走高，甚至超过了疫情暴发前的水平。
胡锡进谈二季度GDP只增长了0.4%，他对此是什么看法？
胡锡进表示我们在下半年需要继续努力，他认为我们上半年的情况只不过是短期现象而已。
对于上半年来说，因为很多城市在上半年出现了新冠疫情反弹的情况，新冠疫情也直接导致很多城市的经济发展受到了相应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第2个季度的GDP只有增长了0.4%左右。虽然这个数据相对比较糟糕，但这个情况只不过是短期现象，所以我们需要对自己的经济发展有信心，同时也需要尽可能帮助各行各业复工复产。
这个数据是怎么回事？
这个数据是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在第2个季度，我们全国的GDP增长速度是0.4%。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把全年GDP增速设置为了5.5%的目标。如果想要进一步实现这个目标的话，我们需要在下半年继续努力，胡锡进也表示我们的GDP增速情况只不过是短期现象，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会随着新冠疫情的褪去而变得越来越好。
胡锡进认为我们下半年需要继续努力。
对那些已经有效控制新冠疫情的城市来说，这些城市的经济活力在进一步释放，居民的生活也逐渐恢复正常。在此之后，我们需要大力帮助各行各业积极恢复生产，同时也需要密切关注人们的失业率问题。在控制了新冠疫情之后，很多地区的经济发展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在下半年加把劲。
总的来说，经济发展的问题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当我们能够有效克服新冠疫情的时候，我们的各行各业都会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好，各个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趋势也会一路上涨。如果想要有效实现全年GDP目标的话，每个人都需要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
中、美、欧专家：全球经济大概率正进入衰退期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正式认定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升级为“世界大流行”，中国大陆疫情进入平缓期，但全球仍处于疫情上升期，疫情总体走势不明朗，为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带来极大不确定性，全球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疫情影响下未来全球经济形势走势如何？中国、美国、欧洲三大市场应如何应对？下一次金融危机距离我们有多远？
为在关键时期厘清关键问题、促进国际信息交流与合作，2020年3月17日晚，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起召开“全球金融市场与经济形势分析”网络视频会。
会议邀请哈佛大学教授、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汇丰集团高级经济顾问简世勋（Stephen D. King），就疫情之下中、美、欧金融市场、经济形势及应对策略作出判断，并回应与会嘉宾提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致开幕与总结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主持会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巡视员刘培林、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志洲在发言后评论。共有来自美国、欧洲、亚洲的跨国公司相关负责人、机构代表和学者360余人参会。
刘世锦提出三个关键问题：全球疫情形势下一步将如何演化，尾部风险几何？疫情是否将触发美国甚至全球金融危机？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将产生什么影响，是否会带来全球治理结构的改变？
针对目前各国疫情防控策略，朱民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表示，境外实际感染人数应远高于已报告人数，疫情峰值还远没有到来，很多国家政府措施严重滞后、居民重视程度不够，英国、瑞典、美国的群体免疫措施模式将为全球疫情防控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简世勋认为，由于意大利疫情形势恶化，欧洲关于“群体免疫”的讨论已经结束，各国已陆续开始采取抑制性更强的防疫措施。欧洲人普遍认为，意大利当前的疫情发展阶段可能未来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都会经历。
福尔曼表示，全球疫情像飓风同时袭击每个国家，重复打击，不知道何时停止。疫情全面冲击着全球的供给、需求、流动性和偿付能力。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工厂停工，企业借不到钱，甚至资不抵债。
谈到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福尔曼认为，疫情对经济影响呈现出破坏力强，不确定性大，长期性、全球性和时效不对等的特征。长期来看，疫情造成经济衰退而带来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疫情本身危害。美国此前低估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目前看美国二季度的年度GDP会降低3%-4%，一些公司将破产关停，大型基建项目暂停建设。
简世勋认为，疫情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前所未有。可以预见，欧洲一季度甚至二季度的经济数据会非常疲软。据他观察，目前欧洲PMI走势和中国在今年年初的情况非常相似。按照目前的数据估计，3月份欧元区GDP会下降1.5%，4月份可能下降3%。在意大利，全国封锁每延长一周会使年度GDP降低0.25％或更多。
朱民表示，随着复工不断扩展，中国经济已经在上周触底，开始反弹。他预计，疫情对中国1-2月消费造成的消费损失将达1.38万亿，占全年GDP的1.2%。如果我们朝2020年GDP增长目标5.5%努力的话，由于目前疫情在全球蔓延，今年世界贸易会在去年疲软基础上继续下滑，贸易净出口贡献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小于0.1个百分点，而2019年是0.7个百分点。这样，最终消费将贡献3.0个百分点，最终资本形成贡献2.4个百分点。这是不容易的，根据“非典”经验，疫情冲击下。消费恢复增长速度较慢，最终资本形成拉动GDP增长就变得特别重要。
简世勋表示，疫情导致停业对经济活动影响很大，对经济的危害可能要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严重。面对疫情，部分欧洲国家的雇主采取了智能化远程办公的举措。瑞典灵活上班比例达到35%，英国在20%，而德国和意大利只有12%和5%。
他认为，疫情冲击下，欧洲政策框架在理想状态下应当作出如下调整：降低利率，提振金融业信心；降低银行的资本金要求，鼓励银行更多放贷；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降低工资税，让雇主能够保留工人；由政府为大部分企业提供贷款方面支持；此外还应引入普遍基本收入措施，维持雇工的基本生计。还可以采取一些其他措施，比如稳定股市情绪，还有对航空等产业的一些公司进行国有化。
但现实情况是，欧元区内部宏观政策调控空间较小。欧元区没有共同的财政政策，各国信用水平和欧元区整体信用水平差异较大。欧盟允许各国临时追加借款，但要以未来更多的紧缩政策为代价，因此一些国家对这种做法有顾虑。同时，当前欧元区的利率处于最低点，无法进一步削减。
此外，欧洲内部的“团结”压力重重。简世勋表示，如果欧洲无法在短期内控制住疫情，那么就要做好经济活动大幅下降的准备。欧盟国家的团结和共同利益将面临巨大挑战，各国间可能出现互相不信任的情况。这可能会逆转全球化趋势，对全球经济产生更严重的打击。
福尔曼表示，美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应对疫情。例如，在供给端实行线上实时公布疫情数据，全面推行免费病毒检测，采购医疗设备增强医院的收治能力。本周起，对疫情期间低收入者等脆弱群体的纾困措施已经进入立法程序。
他认为，未来抗击疫情美国应做好四件事：第一，竭尽所能，保证医疗供给。免费进行检测，扩大检测范围；政府帮助医院采购用于防治新型冠状病毒的设备。第二，帮助弱势群体，向特定群体提供补贴，现在的标准是为4口之家提供3000美元的补助，未来还需要大规模的现金援助。第三，对中小企业提供扶持。定向纾困借贷和延缓破产程序，向受到疫情冲击的行业提供财政支持，解决资金链条流动和供需平衡的问题，特别是非金融企业的流动性不足以及可能破产的问题。第四，推动全球协作。保护家庭成员、就业人员和企业，需要全球的配合，目前美国有好的苗头，但是需要有更好的势头。
朱民表示，中国政府在恢复经济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投资方面，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基建项目审批速度增快，以5G、特高压、城际高铁、新能源、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基础设施建设牵头，各省已经出台了6万亿的项目安排。这些新基础建设一方面拉动了今年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推动技术更新，带动产业转型。此外，中国政府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刺激消费。供给侧方面政府发布一系列政策推动消费升级换代、智能消费等措施，增加居民需要的高质量消费的供给，各地方政府在需求端也及时出台了 旅游 、惠民、买车等补贴政策支持。
朱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反弹最大挑战在出口领域，全球疫情继续指数级发展，在英国和瑞典的“群体免疫”政策下，德国开始关闭边境，估计更多国家会采取“封城”“锁国”政策。预计今年全球贸易将严重下跌，进入负增长区间。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关联，现在很多地区复工率很高，但总体产能运营水平不高，外向型企业缺少海外订单。中国需要根据全球防疫新情况和贸易形势对宏观刺激经济政策进行不断调整。
谈到未来全球经济走势，福尔曼认为，未来走势取决于各国如何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中韩已取得两场战役的阶段性胜利，但是目前我们距离全球胜利仍有距离。
朱民认为，疫情直接冲击消费，进而影响中小企业经营和产业链运作。恢复经济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政策。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宏观政策空间很小。发达国家的利率水平已经为零甚至负利率，没有降利率空间。主要发达国家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在2008年金融危机已来也都增长了三倍以上，购买资产的空间也有限。财政政策在恢复经济中特别重要，减税，补贴，给居民现金等，都需要大量财政资金。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平均上升了50%，新兴经济体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债务也增加了30%，各国政府财政刺激经济的空间有限。朱民认为数据显示，全球经济已经进入衰退。他表示，2008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中速增长，过去10年平均增长速度低于危机前10年的世界平均经济增长速度，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为2.9%。受疫情影响，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跌至2%以下。
朱民表示，今年全球股市的三次巨幅下跌均属于市场内理性调整，而非受到市场外的信息影响导致的恐慌抛售，反映了市场对于局部疫情影响，能源价格大幅下跌和疫情全世界蔓延下公司盈利能力和不确定性的预期。股市第一次下跌受中国和亚洲疫情影响，属于局部地区问题，波动较小；第二次下跌由能源市场价格引起；第三次下跌源自全球疫情迅速发展，使市场对于全球经济调整的预期发生变化。 他认为，全球金融市场还会根据疫情的发展和各国政府抗疫和刺激经济的政策变化而进一步调整，现在形势每天在变，股市波动不可避免。而当前全球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主权债务和企业债务上,这两个薄弱点会不会被突破，成为判断是否会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依据。
谈到对全球合作的预期，朱民对于民粹主义政治对全球合作的挑战表示担忧。他认为，疫情的解决一定需要全球合作，目前许多国家民粹主义当道，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加大了全球合作的难度和不确定性。但疫情是全世界的公共事件和危机，他热切期盼世界能在抗疫上努力合作，并由此推进世界政治、经济和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建设。
简世勋认为，欧盟国家内部的团结合作也面临挑战。德国已经禁止出口医疗物品到意大利，国家间不信任风险升高，各国注重维护自身利益，可能带来全球化的逆转。
福尔曼认为，新冠疫情是全球化危机，但有利的一面是，政府的权力在危机期间扩大，而这恰恰是建立全球风险治理机制的重要转折点。可以看到，目前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等议题都暂时搁置起来，全球利益共同体的概念得到充分体现。各国首要的任务都是疫情的抗击，经济受疫情影响的方式、相应的政策也有相似之处。他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表示，面对疫情世界各国都在同一条船上，各国要有共同的努力方向，国家间的合作程度越高，最终结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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