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市场的暴跌、关于越南经济的讨论、房地产行业的争议，都让我想起兴全基金编译的这本《台湾股市大泡沫》。这本书出版在2009年，但书籍的编纂工作大约是在那轮疯狂的牛市中就已经开展了，一个彩蛋是2007年加入兴全的谢治宇是这本书的核心编译人员之一。
鲜有人知的是，这本书还涉及了A股一桩著名的公案：杨东6000点写信劝基民赎回基金。在2007年10月沪指突破6000点之际，杨东作为兴业基金的总经理，亲自撰写了一封《致兴业基金持有人的一封信》。
信中表示：“中国股市已经轻松越过了6000点大关，如今如果理性地进行分析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A股的泡沫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并非常坦诚地表示：“如果您是处于风险因素，赎回了基金，我们也能理解。”
这个故事后来被媒体反复渲染，杨东也成了在股市高位劝基民赎回基金的业界良心。如今杨东创立私募宁泉，出来说话比较少了，他的九零后徒弟余璟钰颇具大将之风，几次出来路演都落落大方。扯远了，在杨东2007年的那封信里，杨东提到：
“近期，公司研究部相关人员专门分析和比较了同处亚洲市场的日本、台湾、韩国和泰国四个市场在历史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所经历的股市泡沫，研究表明目前国内股市的整体估值水平已经超过了日本、韩国和泰国泡沫顶峰时期的估值水平，仅比台湾市场泡沫高峰期稍显温和。今天市场上出现的种种疯狂的现象，都让我们为A股明后两年的表现表示担心。”
可见兴全基金对东亚的股市发展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实际上这份研究报告至今还可以在兴全基金的官网搜到《股市泡沫的海外比较研究》https://www.xqfunds.com/info.do?contentid=4803。《台湾股市大泡沫》应该就是那个时候的研究成果，兴全基金的研究是相当鞭辟入里的，我截取一段对台湾股市的分析：
1985-1987年，台湾国际收支账户中短期资本净流入猛增，为延缓外资进入，台湾还引导利率不断下调，从1983-84年的7.25%，调低到1988年的4.5%，但仍无法阻止热钱涌入，新台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剧。
1980年代末，资产泡沫快速膨胀，迫使台湾采取一系列强硬的紧缩政策：比如开放外汇管制，大幅提高居民汇出资金的额度限制，引导企业对外投资；实现利率的完全自由化，并随后大幅升高存款准备率和再贴现率，采取紧缩政策降低货币供应量，其中，1989年4月降贴现率从维持了一年的4.5%提高到5.5%，同年，8月提高到6.153%，9月再提高到7.75%；同时，严格取缔地下金融活动，打击股市非法资金等等。
其中，最严厉的调控措施是1988年9月份台当局宣布恢复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股市投资者信心受到严重冲击，股指大跌55%。但其后，为避免崩盘，台湾当局对其政策予以澄清，并鼓励机构进场护盘，导致投资热情重新点燃。还是与日本相似，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普遍预期油价将上涨，外资撤离，台湾股市开始崩盘。
回到《台湾股市大泡沫》这本书，本书的作者江平（stevenR．champion）是一名在台湾做基金经理的美国人，他有着成熟的投资理念并且亲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股市的癫狂。这本书有很多细节都非常逼真，是不可多得疯牛观察录。
台湾股市1985年~1990年前后的超级大牛市，5年时间，涨了整整20倍，两次出现腰斩级别的回撤，但最终又继续癫狂。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梭股市任平生。最后股市在八个月内跌去八成，两岸股民的韭菜程度，充分证明了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精彩纷呈的故事不计其数，既有铁血女财长决意打压炒作，结果被赌民掀翻；也有四大股市天王联手救市，挽狂澜于既倒。真的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癫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台湾的地下钱庄，与内地前两年的P2P颇为相似。彼时最大的地下投资公司鸿源雇佣员工达7000多人，吸纳了20万人的存款，总额高达74亿美元，控股十多家上市公司。这家以退伍军人和黑帮起家的地下经营公司，在投资者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董事长沈长声更是被视为“经营之神、密宗使者、大善人”三位一体的神明。投资者们将全部身家都投资到鸿源，每个月领取高达4%的利息。他们还创作了诗歌《那只舍不得吃的鸡腿》，讲述投资鸿源前连鸡腿都吃不起，现在天天山珍海味，家里有鸡腿也没人吃了，表达对沈长声赐福的感激。每次鸿源的投资者大会都像是演唱会，1988年的大会甚至还因为有人放烟火将台北中华体育馆给烧了。1989年的7月台湾颁布了更为严厉的银行法，鸿源旁氏骗局的真相逐渐被揭穿。股票市场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资金来自地下钱庄，炒股人高度关注着鸿源的一举一动，11月27日，传出其创始人之一的刘铁球在狂饮20瓶白兰地后英年早逝的消息，当天指数就暴跌5.7%，成为压垮股市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场台湾股市的喧嚣，背后是东亚模式在金融开放中，核心资产泡沫的必然性。 2008年，当年受益于台湾土改的鹿港辜家的一位后代辜朝明 ，撰写了《大衰退》一书，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较好地解释了日本泡沫破灭后的“失去的二十年”。
台湾经济其实某种意义上重蹈了日本的覆辙。从1989年到1998年，台湾经济又经历了十年的繁荣。1990年代前半叶，台湾GDP一度高达大陆的45%。
1998年台北101大厦的动工，本以为是台湾走向崭新未来的开始，谁知却成为一道分水岭，见证了台湾经济的衰退。已经不再有人记得台湾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GDP目前也只有大陆的4%左右，在各省中只能排第8。在大陆嘲讽台湾的茶叶蛋笑话的语境里，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台湾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年轻人背负的巨大压力或许是其中一环。1998年一个台湾工科博士不务正业地用“痞子蔡”的笔名写下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成为大陆网络小说的第一代记忆，也宣告着台湾“闷时代”青年的横空出世。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催生出口导向型经济，再通过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实现弯道超车，这种模式被称为“东亚模式”。这种独有的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巨额的外汇储备、节节升高的居民储蓄、全面蔓延的财富焦虑、避无可避的资产泡沫、以及无法提振的生育率。
东亚这片富饶的沃土，拥有全世界几乎最勤劳的居民，也有着全世界最艰难的生存模式，这一切似乎都是宿命。杨东给这本书的扉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历史的演变尽管不会是简单的重复，却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但凡不以史为鉴者，往往会重蹈覆辙。
介绍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
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期间，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并有意识的加快产业升级，“亚洲四小龙”和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开始承接日本的产业转移。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为止，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四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的纺织品、食品、汽车、集成电路、电脑配件出口国。
经济快速增长、失业率常年处于较低水平，但账户逆差成为了这四个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问题。尽管大量出口，但由于汇率问题，使得这几个国家常常出现“花的比赚得多”的情况，外债远超外汇储备。
1996年，泰国在一年内需偿还的短期外债高达477亿美金，而外汇储备只有372亿美金。针对这种情况，泰国政府决心整顿银行系统，并在远期市场抛售外汇，试图稳定泰铢。
然而，多年累积的问题不是短短几个月能够解决的，到1997年6月30日，泰国外汇储备锐减至28亿美金。不得已之下，泰国决定准许汇率自由浮动。然而，这一政策却成为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开端。
而为了能更快速地发展经济，这些国家逐步降低了对西方资本的戒心，主动调整政策，放宽外资企业持股比例，大力进行招商引资。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泰铢兑美元的汇率当日大跌17%；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惊心动魄的“汇率保卫战”爆发。随后，金融风暴席卷东亚，韩元持续贬值，日本大量银行金融机构破产；
1998年9月，俄罗斯卢布贬值70%，股市、汇率急速下跌，欧美国家股市、汇市也受其影响发生大幅震荡；直至1999年，这场由东南亚开始最终扩散至全球的金融危机才得以告终。
扩展资料：
触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内在因素
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
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
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
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
3、“出口替代” 型模式的缺陷
“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
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
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
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请详细说一下1997年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起因经过结果，为什么我国没受影响？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经
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
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
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
球化趋势。
刘诗白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
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
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
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
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
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
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二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
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知识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
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
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
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
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
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
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
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
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
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
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
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
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
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
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固定汇率制度是货币当局把本国货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加以基本固定，波动幅度限制在一定的、很小的范围之内。这种制度下的汇率是在货币当局调控之下，在法定幅度内进行波动，因而具有相对稳定性。
浮动汇率制度一般指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是相对于固定汇率制而言的，是指一个国家不规定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汇率的上下波动幅度，也不承担维持汇率波动界限的义务，而听任汇率随外汇市场供求的变化自由浮动。在这一制度下，外汇完全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一种特殊商品，汇率成为买卖这种商品的价格。
不同的汇率制度在面对国际资本流动对本国经济产生影响的时候表现不同。一般而言，选择浮动汇率，主要由市场力量来控制资本的跨国流动；而选择固定汇率，则需要政府来控制资本的跨国流动。
“三元悖论”理论认为，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只能同时达到两个。事实上各国也只能选择其中对自己有利的两个目标。
目前，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尚无定论。
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好处是:(1)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2)浮动的汇率可以帮助减缓外部的冲击；(3)干预减少，汇率将由市场决定，更具有透明性；(4)不需要维持巨额的外汇储备。但是人们对浮动汇率也有一些顾虑:(1)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往往会出现大幅过度波动，可能不利于贸易和投资；(2)由于汇率自由浮动，人们就可能进行投机活动；(3)浮动汇率制度对一国宏观经济管理能力、金融市场的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满足这些要求。
固定汇率制度的好处是:(1)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将降低；(2)汇率可以看作一个名义锚(nomina l a n c h o r )，促进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预期的稳定。但固定汇率制度也存在一些缺陷:(1)容易导致本币币值高估，削弱本地出口商品竞争力，引起难以维系的长期经常项目收支失衡；(2)同时，僵化的汇率安排可能被认为是暗含的汇率担保，从而鼓励短期资本流入和没有套期保值的对外借债，损害本地金融体系的健康。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必须要么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么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否则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如1992～1993年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卢布危机。这些发生危机的国家都是采用了固定汇率制度，同时又不同程度地放宽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
要在浮动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就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manage d f l o a t i n g )。实行这种汇率制度可以依靠三种工具，一是货币政策工具；二是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对冲性干预；三是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这种制度既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又能使汇率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应对内、外部的冲击，同时还可有选择地部分放开资本账户，使资本流动处于可控的状态。目前我国实行的就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参考资料：和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