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毫不动摇”是党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同等重要。当前，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然任重道远。
以投资发展为例。2012年-2015年，全国固定投资资产投资分别增长20.6%、19.6%、15.7%、9.8%，同期全国民间投资分别增长24.8%、23.1%、18.1%、10.1%。就是说，此间民间投资增速一直高于总投资增速，民间投资对总投资发挥了正向拉动作用。然而，这期间民间投资增速与总投资增速差额却越来越小了，4年里分别是4.2个百分点、3.5个百分点、2.4个百分点、0.3个百分点，特别是到去年民间投资增速只有3.2%，低于全国8.1%投资增速达到4.9个百分点。民间投资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已经是总投资的2/3。这种局面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市场化进程进展缓慢，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将是负向因素。因此，非常有必要弄清民间投资增速下降的真正原因。
第一，市场规律的合理反映。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供给和需求严重失衡，中低端供给严重过剩。在这种经济环境下，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不一样”就“水落石出”。民营经济拿的都是自己的钱，对自己的投资总体上要比国有企业更算细账：值不值、赔不赔！因此，投资增速比国有投资下行幅度更大有其必然性。
第二，创新和供给发力能力不足。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从供给端提升供给质量，从而实现供给和需求在更高水平上的均衡。然而，民营经济作为计划体制狭缝中成长起来的力量，逻辑起点就是对国有经济拾遗补缺。因此，与强大的国有经济相比，民营经济总体上处于供给链条的中低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创新发展，能力更为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创新和发展方向，将更难。
第三，国有企业强势挤压。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既担负了“长子”职能，也获得了“长子”的待遇。政府和国有企业拥有制度上的“亲缘”关系。因此，在投资项目取舍上，民营企业基本上处于下风。以PPP项目为例，本来国务院初衷是发挥民间资本作用，旨在鼓励和扩大民间投资，然而，国有企业普遍参与进来。国有企业拿项目不但享受“特殊”待遇，且不计成本。民间企业怎么能够拼过国有企业呢？
第四，“国民待遇”仍待落实。浙江温州一家在A股市场上市的环保企业，垃圾处理装备和处理技术都排在全国前列，然而其在几乎所有项目上都有“心酸”经历。浙江杭州的“树兰医院”，创办人是均为院士的一对夫妻，丈夫是浙江省一著名医院的原院长，夫人是浙江省卫生厅的原厅长。这种特殊背景，得到了上到国家领导人的关照。然而，即使他们仍然感到民办医院不容易。公办医院每张床位每年有5700元补贴，民营医院没有；公办医院用地是划拨，而民营医院是通过市场购买。尤其是目前的医保权，民营医院要从政府争取这个权利，这在很多地方难上加难。
第五，金融输血“厚此薄彼”。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着非常大的难题：融资难、贷款难！银行基本上国有垄断，国有银行也是国有企业，贷款给国有企业在心理上有一种天然的安全感。民营和国有在争取贷款上处在不同的标准线上。于是，民营企业不得不通过非正常手段融资，地下钱庄应运而生，这不但放大了金融风险，而且进一步提高了民营企业运营成本，为民营投资筑起了另一道高墙。
民营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国家创造超过50%的财政收入、超过60%的GDP、超过80%的创新、超过90%的就业，目前的待遇无疑让人心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