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沸沸扬扬了几个月的河南村镇银行事件开始“打句号”。
•8月29日，河南许昌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新财富集团吕奕非法控制禹州新民生等4家村镇银行（禹州新民生、上蔡惠民、柘城黄淮、开封新东方），涉嫌系列严重犯罪。
•同时河南银保监局、地方金融监管局发布公告，从8月30号开始，对4家涉事村镇银行的账外业务客户（单人单家机构）合并金额50万（含50万）以下的继续垫付。未垫付部分权益保留，根据涉案资产追偿情况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通告里不起眼的“账外业务”其实是关键词。这意味着什么？
对储户而言，自己是在这几家村镇银行办理存款，一切都很正规，很正常。
但实际上，这些钱没有进入这些村镇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没有上报给央行，没有进入央行的存贷款监管体系，而是被大股东挪用，在银行账外运转。）
我以为事情已经告以段落了，但前几天出门打车，跟司机聊天。
司机是典型北京爷们，操着一口京腔一路吐槽股市、房地产都是坑。
我说，实在要安全，就买点国债、存银行吧。
司机大哥转过头，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姑娘，你没听说过河南村镇银行的事情吗？
我这才意识到，这次河南村镇银行事件的真正影响可能还没有显现出来——
普通百姓对国有银行体系的“信任度”被损伤，这个疤痕不是短期内会消失的。
在修复疤痕之前，可能我们需要追问，这个疤痕到底从何而来？未来能避免类似的伤口吗？
01
反“金融抑制”是村镇银行成立的初心
和之前很多金融暴雷事件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村镇银行不是“民间金融”，而是金融正规军。
是“经银保监会批准，受银保监会监管，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从整个银行体系而言，村镇银行成立最晚，基础也最薄弱。它的出生和当年的互联网金融，A股熔断机制一样，是个典型的“政策创新产物”。
2006年左右，中国政策界和理论界受“金融抑制”理论的影响很深。
“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是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等人在70年代提出来的。他认为，政府的过多干预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落后的金融体系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导致国家会陷入金融落后-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
这个理论的原教旨主义者们直接将这个结论翻译成：放松金融管制可以促进金融发展，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
在中国农村地区，广大农户和个体经营户难以获得正规大银行部门的金融支持。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在用“金融创新”支持农村建设的政策思路下，2006年，我国开始设立村镇银行，扶持农村地区农户和小微商户。
尤其是，2009年7月，银监会发文，计划3年内在全国设立1027家村镇银行。村镇银行开始遍地开花，上到四大行，下到城商行、农商行都牵头成立了一批村镇银行。
当时很多村镇银行是在政策驱动下匆忙上马的，内在的金融逻辑并没有考虑清楚——
如何监管“天高皇帝远”、机制不健全的村镇银行？面对小微金融的痼疾——利润低、风险高、信息不对称，村镇银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这都还是大大的问号。
大家都知道，“银行”这块金字牌照值钱，但村镇银行的准入门槛却非常低，所有商业银行都可以发起，而且注册资本要求低：
在县、市注册，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300万元；而在乡、镇设立，资本金只要100万元（相比之下，后来2014年，民营银行试点启动，设立门槛是20亿元注册资本）。社会资本也可以入股，而且没什么硬性的财务指标要求。
新财富集团这样的犯罪团伙，正是利用这个套利机会，通过一系列关系人、空壳公司渗透了一批村镇银行，把村镇银行的金字招牌变成了自家的融资口袋。
02
底层逻辑不对，初心是会变形的
支持农户，放松管制，这些初心都没错。但是用政策干预的方法来实现初心，却往往会让初心变形。
2012年，我们团队的惠璇博士曾在自己家乡县城的村镇银行实习过几个月。那正是村镇银行遍地开花的时候，为农户和农村商户提供贷款的业务也做得如火如荼。
当时银行一个热门的贷款业务是养貂户贷款。
当时貂皮价格处于历史高点，一张貂皮批发价能到300-400元，两尼龙袋子的貂皮，就能换两万块钱，一年养四五百只貂就能赚二十来万。
而且，农户申请一笔10万的贷款，年利率在8%以上，每笔贷款银行可以每年坐收8000块利息，堪称农户和银行的双赢。很多农民都兴高采烈带着全家男女老幼，来到办公室签贷款合同。
由于农户没什么抵押资产，银行采取“联保”的方式来控制风险，五个贷款农户一组，一户违约，全组“连坐”。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2014年，貂皮批发价跌到100块钱一张。前几年贷款扩张的养貂户掉到了坑里，亏损几万到几百万的比比皆是。
更麻烦的是，银行开始停贷，减贷。许多貂农手里都还攥着去年貂皮货商给打的白条，资金周转链条一下子断裂。
而银行“连坐”策略也失效，因为几乎养貂户都在亏钱，最后都是坏账。
如果足够尊重金融规律和经济逻辑，我们就会知道：
农业是天然“脆弱”的行业，受气候，自然条件的约束非常大，而且一出问题容易是系统性风险。这意味着，农业的小额信贷本来就是一个高交易成本，高风险的业务。
而村镇银行本身就资金实力弱、风控能力差——既要啃最硬的骨头，又要有盈利，这好比让班级里最瘦弱的学生干最苦最累的活，难免左支右绌，大呼“臣妾做不到啊”。
2013年之后，中国的发展出现两个特征：
1）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加分化；2）人口和产业持续从小城镇流向大都市——
村镇银行的经营更加雪上加霜，规模上不去，难吸储，经营成本高，不良贷款率高，盈利低，亏损逐渐成为常态。
仅仅6年后，香饽饽成了烂馍馍。大量村镇银行开始被清盘或者股权转让：
2016年，国家开发银行拟出手旗下15家村镇银行，其中8家亏损，总亏损额将近3亿元；
2017年，澳洲联邦银行转让15家村镇银行，其中13家处于亏损，总计亏损3123.61万元。
我们团队博士曾实习过的银行是建行控股的，也在2018年和其他26家建信村镇银行一起，打包出售给了中国银行。
股权能真正转让的还算好，一些经营不佳的村镇银行，利用监管制度设计上的软肋和漏洞，选择了“摆烂”，甚至走上歧途，像新财富集团，通过复杂、隐蔽的持股结构，控制了几家村镇银行，目的就是把村镇银行当做了自己挪移资金的“钱袋子”。
一个扶持农户，建设新农村的“金融创新”，就这么成了金融风险事件的雷区。
这也再次告诉我们，所有的政策创新，都要基于底层逻辑。初心再美好，逻辑不对就会变成灾难。
03
解药还是要回到“底层逻辑”
那是不是意味着“村镇银行”只有失败一条路呢？
其实并不。如果初心能放在现实的逻辑下面来对症下药，很多政策可能有更好的结局。
村镇银行也有成功案例。比如说中国银行控股的中银富登，截止2021年底，共控股124家村镇银行，下设185家支行，是国内机构数量最多的村镇银行集团。
中银富登服务的是小微客户和农户。20多万贷款客户的户均贷款约为22.8万元。其中，涉农及小微贷款占全部贷款的90%以上，农户贷款占全部贷款的45%。
这样的“小微贷”，中银富登仍然保持了不错的经营绩效：
2021年，以983.17亿元的总资产，实现了9.9亿的净利润，ROA（资产回报率）超过1%，比商业银行整体ROA（0.76%）、母公司中国银行（0.9%）的ROA都要高。不良贷款率也只有1.30%，也低于商业银行整体的不良率1.73%。
中银富登的经验就是“对症下药”：
村镇银行的一大痛点是没法实现规模效应，成本高居不下。
中银富登的解药是“投资管理银行”模式：投资设立和收购一批村镇银行，并统一输出治理机制和中后台系统。
虽然旗下的村镇银行遍布天涯海角，各自拓展业务，但资金清算、风险管控、产品研发、金融科技这些专业性强、风险较高的模块都可以抱总行的大腿。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总行的专业优势，还可以降低单个村镇银行的运营成本和经营风险。
村镇银行的另一大痛点是小微客户信息难采集、信用风险高。
中银富登的解药是接地气的数字技术应用。
比如，在收集信息方面，中银富登让客户经理手持PAD，登门拜访小微企业和农户，在线上实现信息采集、开户、进件、审批等全流程操作。
所以，整体上，对于那些有业务需求的村镇银行来说，由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向他们输出治理机制、风控系统和金融科技能力，服务于当地小微企业和农户的实际需求，可能是一条比较可行的解决之道。
归根结底，尊重现实，尊重经济逻辑，自下而上的演化，而不是盲从理论，自上而下的设计，可能是未来金融创新中“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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