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的闲暇时间，爱好广泛的禹国刚时常在家中拉起手风琴。
8月中旬的一个清晨，记者如约来到禹国刚位于深圳福田区的寓所。尽管今年已经76岁，但精神矍铄的禹国刚仍将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最近他在忙的一桩大事，就是参与推动深圳证券山公园的建设。
去年12月2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中国证监会致禹国刚同志的贺信》，向“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深圳证劵交易所第一任副总经理、主要筹建者禹国刚表示热烈祝贺并致以崇高敬意。
很多股民当时都纳闷了，禹国刚是何许人也？查阅他的简历，同样令许多人很疑惑：他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为什么要跑到深圳去闯荡？进大学最初学的是俄语，毕业时他为何能说上一口流利的日语？国家选派留学生时，为什么招考小组在京津沪这些直辖市都没找到合适的人选，人在深圳的他却能一举突围……
“这些事看似偶然，其实也包含着一些‘必然’的因素。听我慢慢给你讲吧！”禹国刚笑道。
【人物档案】
禹国刚，1944年生于陕西安康，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1981年担任深圳爱华电子公司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1983年赴日留学，学习金融证券；1988年起，负责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学习借鉴境外证券市场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牵头拟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等重要文件，奠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制度基础，促进了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曾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 （法定代表人），推动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个同步实现 “四化”——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2018年12月，获颁“改革先锋”奖章。
1984年春天，禹国刚（左）和蔡靖华在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实习。
从煤矿工人
到证券金融“留学生”
1964年，禹国刚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现西安外国语大学）俄语专业。作为新中国最早建立的四所外语院校之一，当时西安外国语学院的俄语专业不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教学水平在国内都赫赫有名。只可惜，彼时中苏关系已开始恶化，学俄语今后究竟能派多大用场，禹国刚心里悄悄打下了一个问号。细心的他还注意到，给自己教俄语的年轻外教每晚都会利用休息时间去夜大进修英语，禹国刚开始认真思考起自己的未来。在书海遨游中他发现，鲁迅、郭沫若当年都是去日本留学，孙中山也曾多次到日本，日本究竟有什么值得学习之处？禹国刚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有没有可能改学日语？他将自己想要转学日语的想法告诉了当时西安外国语学院的院长张治平。开明的张治平当即表态全力支持。但那时学校还没有开设日语专业，上哪去找老师呢？在张治平的支持下，禹国刚几经周折找到了当时西安公路学院（现长安大学）的一位归国华侨老师胡秋金，请他来学校办起了日语班，自此开始了日语学习。等到大学毕业时，禹国刚已是班上日语学得最好的学生之一。
毕业后，禹国刚被分配到铜川矿务局下属的煤矿，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每次回到地面，身上除了牙齿是白的，其他地方全是黑的。原本，禹国刚的未来可能跟证券金融没有任何关系，但两次转折却让他的人生彻底改变。
第一个转折，由来自煤矿工友的一封信引发。当时这位深圳籍的工友回到了老家，进入了爱华电子公司工作。信中，工友劝禹国刚去深圳打拼：“你别看现在的深圳很荒凉，但它可能是未来‘中国的旧金山’。”这句话，打动了内心渴望去外面看一看的禹国刚。
从陕西到广东，路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此，禹国刚用自己最值钱的两样家当——一台三洋收录机和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换来了600多元，在1981年春节前带着家人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随后加入爱华电子公司担任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
第二个转折，源自一次全国范围的招考。当时，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提议，在中国选派两人到日本学习证券知识。1982年，共青团中央和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成立了联合招考小组。当时的招考有两个条件，一是日语要好，二是要懂金融证券的基础知识。日语好的人不难找，但又要同时懂金融证券，就比较难了。招考小组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都没找到合适的人选。1983年春，招考小组南下广州，并通过深圳团市委联系到了禹国刚，让他到广州参加选拔考试。
谈到三十多年前这场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考试，禹国刚记忆犹新：“当时开考时间还没过半，我就已经答完了题目。看到卷面上有些字迹涂改不太整洁，我就跟监考老师申请多要一张试卷来誊抄一遍。被惊到的监考老师站在禹国刚身后看着他重新答完了试卷。笔试完，禹国刚当即被叫到二楼参加了日语口语考试以及金融证券知识考察，同样顺利通过。面对考官们意外的表情，禹国刚这样解释：“半年前我在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借过一本金融证券方面的书，当时我认真读了，还做了些读书笔记。参加考试前，我把笔记又翻了一遍。”招考组当即拍板，禹国刚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选派到日本学习证券的留学生。
在禹国刚看来，不管在何等境遇之下，只要坚持用心学习，就一定会有收获。留日期间，禹国刚一如既往地勤奋刻苦，积累了大量证券市场理论和操作经验，为日后负责参与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当时，日本《朝日新闻》得知中国派留学生来学习金融证券时，还派一名资深记者前来采访禹国刚：“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派你们来学证券股票，有用吗？”禹国刚当时只回答了一句话：“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学习是不会白学的。”
1990年，禹国刚（左一）陪同深圳市领导视察深交所筹备情况。
没有“准生证”
“孩子”落地了
1984年，禹国刚学成归来。由于当时我国还未建立证券市场，所以禹国刚仍旧回到了爱华电子公司，负责电器业务的开拓经营。正干得如火如荼之际，时任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张鸿义找到禹国刚，问他愿不愿意去银行“学以致用”。众人一番努力后，禹国刚被调到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上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证券市场开始萌芽。1988年4月1日，深发展股票在特区证券公司柜台交易。随后，深圳市国投证券部和中行证券部相继开业。
1988年5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提出，深圳经济特区应该利用政策优势创建深圳资本市场：“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在资本市场的试验探索中也应先行一步，为在全国推广积累更多的经验，让深圳在通向资本市场之路上也做一回‘拓荒牛’。”当年6月到9月，深圳举办第一批资本市场培训班，共培养200多位金融证券方面的人才。11月，深圳市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由时任深圳市副市长张鸿义担任组长，委任禹国刚为领导小组下面的专家小组组长。
在专家小组，禹国刚和同事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译了200多万字的英文资料。
深圳的国贸三楼，是深交所筹备组最初的办公所在地。所谓的办公室，不过是几间仓库改建而成，禹国刚和同事们常常蹲在小茶几前，修改着他们的“创业蓝图”。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借鉴各方资料的基础上，禹国刚带领专家小组草拟了《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程序与清算制度》等30多万字的法规和规章制度。
经各路专家、学者多方论证修改，1990年3月，《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应运而生，因其封面为蓝色而被称为《蓝皮书》。这本《蓝皮书》不仅成了打造深交所的“蓝图”，也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建提供了重要借鉴。
1990年5月，深交所筹备工作基本完成。禹国刚等人前往北京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报批深交所开业一事。没想到，当时央行监管司的领导却建议给深交所换个名字：“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太敏感没人敢批的，我建议你们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
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推行，股票逐渐为老百姓所认识，柜台交易在深圳日趋红火。1990年上半年，深圳“老五股”节节攀升，很快进入到狂热阶段。仅在5月25日至6月17日短短20天内，“老五股”的股价分别有了100%到380%不等的涨幅。赚钱效应驱动越来越多的人涌进了深圳股市，但落后的柜台交易远远无法满足需要，由此导致的黑市交易、内幕交易等乱象频发。这让禹国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必须想办法尽快让深圳证券交易所运作起来，让深圳‘老五股’进入深交所进行集中交易，从而帮助深圳股市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
原本，深交所计划1990年8月开市，没想到临近开市前，两次从北京传来“不能开”的风声。情急之下，禹国刚便找到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当面汇报此事。
1990年11月22日，李灏带着郑良玉市长、张鸿义副市长等人来到深交所筹备组。李灏进会议室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我们是来拍板的”。禹国刚自信回应：“只要今天你们拍板，明天我们就能开业！”在市领导面前，准备充分的禹国刚带同事“表演”起来：他们请出红马甲，先上板竞价，拿油笔写白板，紧接着进行口头唱报手势买卖。演播室里，模拟电脑成交画面如海水潮起潮落变化着……大家都看出了神。散会前，李灏明确表示：“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开始集中交易，这件事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最后拍板定了，今后不再开会研究！”
令禹国刚终身难忘的这一天终于到来。1990年12月1日上午9时，在深圳国际信托大厦15楼，禹国刚和另一位筹建人王健一起为深圳证券交易所鸣钟开市，清脆的钟声在大厅响起。身穿“红马甲”和“蓝马甲”的工作人员随即投入集中交易工作。新中国第一家按照国际惯例进行集中交易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此诞生了。
在当时已开展柜台交易的“深市老五股”中，股本较小的“深安达”率先完成了股票的标准化和集中登记以及集中托管等工作，从而成为在深交所第一只集中交易的股票。当日上午，“深安达”股票成交5笔共8000股。
18天后，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开始了集中交易。
在禹国刚看来，如果把“集中交易”比作生孩子，那深交所便是“先生孩子”“后领准生证”，直到1991年4月11日才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他坦言，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股份制、证券市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一直争论不休，直到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视察深圳发表南方讲话，这场争论才尘埃落定。那时，深交所开市已经两年了：“幸好当年我们众志成城让深交所这个‘孩子’在没有‘准生证’的情况下先落了地，要不然很可能就没有今日深圳如此繁荣的资本市场了。”
禹国刚近照。（均受访者供图）
短短三年
实现“四个现代化”
在禹国刚内心深处，还有一次惊心动魄的秘密救市让他同样捏了一把汗。
1991年4月22日，这一天，深交所的成交量为零。在此之前，深圳股市已下跌五个月。1991年9月5日，深证股价指数由基日（1991年4月3日）的100点跌至45点，股市市值也由50亿元跌至当日的35亿元。
在禹国刚和王健等人的积极建议下，深圳市相关领导同意由股市“调节基金”出面，联手深圳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两家公司各出资1亿元，统一由“调节基金”指挥买进“深发展”托市。
1991年9月7日，“救市军团”入市，用2亿元资金展开了与总市值50亿元空头市场的奋力周旋。“救市资金在‘深发展’每股13.75元的价位往上托，那时候一个价位5分钱，刚托了没几个价位，有的玩股老手可能就意识到有人在救市了，很快便有大抛单砸来。”禹国刚回忆，当时“救市军团”只能和对手打起游击战，而非一昧死守某个价位。9月10日，“调节基金”5000手接5000手好多个回合吃进“深发展”，一路厮杀至收盘时，将龙头“深发展”的股价抬至13.95元的价位。两天后，“深发展”股价升至14.5元。
“我那时一直想，这么多钱砸进去，如果失败了，钱打水漂了，都不知该怎么面对，当时深圳市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三四十亿元。所幸最终努力的结果还是如愿以偿，牛市重现。”禹国刚说。
国际证券界，美国纳斯达克于1971年最早实现交易电脑化和运作无大堂化。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于1987年最早实现了交收无纸化。而初生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则在短短数年间最早全面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而这，也是此生最令禹国刚骄傲的成就之一。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能做到电子记账而不使用实物股票的只有深交所、上交所、台湾证券交易所和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纽约、伦敦、东京这些世界著名证交所由于发行股票历史长，流通在外股票多，想实现交收无纸化也绝非易事。在禹国刚眼里，深交所成立之初如同白纸，可以在上面画最美的图画。“当初1988年我们专家小组在翻译资料的时候，就知道新加坡证交所发明交收无纸化这一现代化的交收模式，到1992年2月25日，深交所已经全面实现交收无纸化。”
1993年4月13日，深交所发明的证券卫星通讯系统开始传播股市行情和成交回报。更新后的卫星通讯系统具有双向传递行情、成交回报和委托报盘三种功能。1993年7月28日，深交所TANDEM大机网络自动撮合交易系统正式推出。两套系统强强联合，构成深交所大机网络自动撮合交易系统。自此，全深圳的几十家证券营业部和全国各地的券商全部与深交所联网，这样一来证券营业部就不需要再派“红马甲”进驻交易所，而是可以由各地营业部直接报盘进入深交所自动撮合系统，实现自动成交。
这意味着深交所在短短三年时间全面实现了“四个现代化”，造就了深交所在2010年成为全球IPO融资金额第一的资本市场。禹国刚自豪地告诉记者，时至今日，深交所各项技术依旧是全球领先的，也是为全球同行赞赏和羡慕的：“深交所的第五版交易系统每秒的委托峰值是30万笔，其容量和安全性都是全球第一。我想我这辈子最高兴的，就是能在时代的际遇里，为创建深交所和深交所的发展付出个人的小小力量，助力深交所跳跃式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全球领先的证券交易所。”
禹国刚寄语：多读书心中自负，勤学习万事皆通。
记者手记
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
和禹国刚先生的会面，约在了早上七点。刚坐定，他就要我记下八个字——爱国、勤奋、博学、创新。
他说，这是他一辈子的为人处世之道，也想送给现在的年轻人。早年在西安外国语学院读书时，禹国刚总是最早到操场锻炼的人；好不容易请来了日语老师，他悉心照顾，成了和老师相处时间最久的学生，日语自然学得最好；离开校园工作的十几年，哪怕是在煤矿当工人，禹国刚每天不忘的，是用收音机收听对日广播，巩固日语；来到深圳闯荡，他又坚持读书，自学金融知识……
毫不夸张地说，摆在他面前的那一次次重大机遇，如果少了这些点滴汇聚的努力，恐怕很难成就今日的禹国刚。
尽管已退休多年，禹国刚的心从未离开过资本市场。科创板、注册制、《证券法》修订……聊起这些，禹国刚同样头头是道。最近，76岁的他正在积极参与推动人生的“第三件大事”——深圳证券山公园的建设，希望使其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国家记忆”。“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静下心来好好读书，学真知，也要学书本外的知识，多开拓创新，还要多积攒人生的经验，因为机会往往垂青有准备的人。”那一刻，面前的禹国刚，语重心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