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改革开放为大背景，借助大量统计数据，从纵向与横向的八个主要方面，综合论述了我国股市(特指大陆股市)的现状特征，并指出了它与经济发达国家或地
一、上市公司规模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1998年，中国工业500强的总资产平均值为7．11亿美元，销售收入平均值为3．98亿美元，分别仅相当于当年世界500强平均规模的0．88％和1．74％。1998年中国最大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为61．13亿美元，仅相当于同年世界500强最小企业销售收入89．02亿美元的68．7％。即使以中国工业100强同世界500强比较，差距也仍然是显著的。1998年中国工业100强的总资产平均值折算成美元为19．48亿美元，销售收入平均值为10．89亿美元，分别仅相当于当年世界500强平均规模的2．44％和4．75％。
1999年我国四大全资国有商业银行首次全部进入世界500强，但相比之下，它们在其中的表现却是“大而不强”。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我国四大全资国有商业银行的庞大规模是政府过去用巨额财政资金和垄断经营政策做大的。因此，我们的国有银行虽有世界级大银行的外壳，但尚缺乏跨国大银行的内在素质，当然也就不能算做名符其实的世界500强。
不难想象，从上述企业中产生的上市公司，其规模也必然会是偏小的。以上市公司的总股本规模为例，上海30指数所含30只成分股的可流通股本规模普遍都是偏小的。以2001年4月底的统计数据为准，在30只成分股中，可流通股本不足1亿股的就有2只：1亿～2亿股有12只；2亿一4亿股有8只；4亿～6亿股有6只；6亿股以上有2只。从统计结果看，有近一半成份股的可流通股规模不足2亿股，而且没有一只股的可流通股本达到10亿股。即便从这30家上市公司的总股本来看，公司规模也是偏小的。其中，总股本大于20亿元的只占2家；而总股本不足7亿元的则占18家；总股本介于7亿～20亿元之间的有10家。
再以香港股市为例，在香港恒生指数所含的33只成份股中，大多属于蓝筹股，它们的总股本(即可流通股本)规模现状是：5亿股以下只有1只；5亿～10亿股有6只；10亿一20亿股有7只；20亿～30亿股有12只；30亿一50亿股有4只；50亿股以上有2只；100亿股以上有1只。
二、上市公司股本结构
依世界各国的先例，股本一般只有普通股与优先股之分，而我国上市公司总股本却异样地分割为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三大块，而且，只有社会公众股才能上市流通，可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重仅30％多一点。原本偏小的总股本规模，当其中的60％以上又不能上市流通时，至少会引发以下后果：
1．由于股市的实际股本流通量狭小，易于大户操纵控盘，从而形成“投资不足、投机过剩”的格局，最终导致股价失真。曾经制造中国股市“天价奇迹”的亿安科技，为何能与其业绩如此不符地冲上126元的“天价”?后来人们从证监会的公告中才得知，原来是南方四个大户联手操纵的结果。其实，只要看一下亿安科技的股本结构，我们就不难发现问题所在：7000多万元的总股本已是够小的了，而可流通股更是少得可怜，仅有3500万股。正是由于流通股本太小，易于操纵，因此，经常的现象是，大户“坐庄”，散户“抬庄”，赚者投机，套者投资。
2．由于上市公司总股本不能整体上市流通，尤其是处于控股地位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一方面，它不仅造成了上市公司与上市股本的不对称，而且还导致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市场并购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它不利于国有资产的存量活化与结构调整，易于造成国有资产的沉淀与流失。换言之，上市公司总股本不能整体上市流通，严重阻碍了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同时，退化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机能。
3．国有股与法人股的不能上市流通，易于形成内部人控制下的“一股独大”。由于股权的过分集中，监督与决策机制失衡，经常发生的现象是，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不正常的关联交易经常发生，强制上市公司为控股母公司担保，私分上市公司财产，抽逃上市公司资金，甚至大肆掏空上市公司，中饱私囊或满足小集体的利益。
我国上市公司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是我国股市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实际上，国家股东和法人股东要想转让股权，目前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经证券主管部门批准，与合格的机构投资者签订转让协议，可以一次性完成大宗股权的转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的这种转让主要是通过兼并收购、买壳、借壳等资产重组行为而展开的。业已开始试点的国有股减持方案显示：国有股减持将采取二级市场配售、增量发行、上市公司回购、向非国有企业协议转让等四种方式进行。我们相信，随着这一重大改革举措的推行，中国股市的国有股与法人股的类别划分，将最终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中消失。
三、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强弱，是企业内在素质和外在规模的综合体现。反映上市公司盈利水平的主要指标有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等。每股收益(也称每股盈利或每股税后利润)侧重反映企业当前经营业绩的好坏；每股净资产则着重反映企业经营的现实资本，及其未来创造利润并能抵御风险的能力。
纵观世界各国股市，凡属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股市发展史差不多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一样，长达一二百年，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上市公司(其中有不少是跨国公司)一般都有着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以美国为例，1999年，在世界500强中，美国独占185家，我国大陆地区则只占5家。正因如此，美国股市有着大批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如J．P摩根，1999年每股收益竟高达11.16美元。美国类似公司，还有通用汽车、通用电气、可口可乐、IBM、英特尔、微软、戴尔等。正是有了这一批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绩优股，美国股市与股指才能不断地成长壮大。
再以香港股市为例，恒指33只成份股中，绝大部分每股收益都在1港元以上，也有不少在2港元以上。其中，长江实业每股收益曾高达7．66港元。类似业绩的蓝筹股还有汇丰控股、九龙仓、恒生银行、和记黄浦、新鸿基地产等。这些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一般都达20港元以上，有的每股净资产甚至接近50港元。
我国上市公司则没有这么幸运。以2000年度业绩为例，沪深两市一千余家上市公司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仅0．20元，每股净资产为2．65元，净资产收益率为7．66％，亏损面8．55％(剔除年内新上市公司后则亏损面将达10％)。其中，业绩最差的每股收益为3．12元，每股净资产最低的为8．93元，每股未分配利润最少的为10．96元；即便业绩最好的上市公司(一家酿酒公司)每股收益只有1．60元，每股净资产最高的公司(当年才增发新股)也没有达到10元。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同世界500强相比，中国工业500强的盈利能力明显偏低。1998年，中国工业500强的平均资产利润率、人均利润和人均收入分别为2．78％、1366美元从和27456美元／人，而当年世界500强的同类指标分别为11．29％、11093美元从和288855美元从，前者分别仅相当于后者的24．62％、12．31％和9．51％。由此可见，作为上市公司基础的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水平，与国际一流水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四、上市公司利润分配
按照国际惯例，上市公司必须在兼顾眼前和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先行对税后利润至少作出如下几项必要的扣除后，才能对股东进行最后的利润分配。第一项扣除是抵补以前历年亏损；第二项扣除是留作法定公积金；第三项扣除是留作法定公益金。
从国外发达股市来看，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基本上是以派息为主的，而派息的多少则是依盈利水平而定的。例如，从香港恒生指数的33只成份股来看，公司对股东进行利润分配的主要形式是派息，而且绝大多数公司的派息水平都在每10股派5港元之上。其中，派息最多的是恒生银行，从网上可查阅到的1995～1998年的资料来看，该公司连续4年派息都是最高的，其每年派息都在每10股派30港元之上。汇丰控股每年每10股派息则都在20港元之上。对股东如此丰厚的利润分配，如果没有极强的盈利能力，那的确是很难想象的。
相比之下，大陆股市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则以送股、配股、或直接增发新股为主要形式，而派息不过是象征性的，派息面与派息率均很低，例如，每10股派1元，甚至只有几角钱。这种现象在我国股市中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上市公司股本偏小，客观上只有通过不断地送配或增发新股，才能“做大”股本规模，尤其配股和增发还能同时提高每股净资产含量；其二，上市公司普遍盈利能力较弱，每股盈利水平不高，若强制性要求所有上市公司的派息最低限，势必影响企业资本积累与投资扩张。因此，送配增发形式的分配方式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一举两得的现实选择。
五、机构投资者
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成熟股市一般都有着庞大的机构投资者，其中，尤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主体，这种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队伍的大小及其内在素质高低，是股市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据统计，1996年2月，美国共有五千多个开放式共同基金和五百多个封闭式共同基金，持有基金股东有一亿多人，共同基金资产总额达3．01万亿美元，相当于1995年美国GDP(7．4万亿美元)的40％。1997年6月，日本有基金管理公司44家，管理基金5300多个，管理资产近45万亿日元。1997年底，英国有单位信托基金管理公司154个，管理单位信托基金近1600个，管理资产1500亿英镑；另有投资信托公司570多个，管理资产580亿英镑。1997年底，我国香港特区共有46家基金管理公司、788个投资基金，基金资产总值约为六百多亿美元。
另据统计，在美国股市中，个人直接持有的股票占股票总市值的20％，个人通过共同基金持有的股票占股票总市值的27％；机构直接持有的股票占股票总市值的28％，机构通过共同基金持有的股票占股票总市值的25％；共同基金持有的股票占股票总市值的比例约为55％。1997年英国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占上市股票总值的79．5％。日本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增长很快，1960年为40．9％，1984年为64．4％，1989年为72％，1997年即增加到81％。
相比之下，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也起步较晚，规模相对较小。1998年初，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证券投资基金诞生。截止2001年5月初统计，沪深证交所挂牌的证券投资基金仅有33只，而且全部都属于封闭式基金。其中，最小规模只有5亿个基金单位(占11只)；最大的基金规模也不过30亿个基金单位。
按照加入WTO谈判的承诺，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将逐步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因此，培育大批机构投资者的工作非常重要。事实上，为了满足股市超常规发展的需要，我国证券监管部门正在大力培植机构投资者队伍。例如，已经推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取代“老基金”、券商资本扩容、企业准人放宽限制、保险基金人市等；随后还将推出的其他举措包括：开放式基金面世、社保基金与养老金入市、外资设立基金入市、混业经营下的银行资金直接入市等，直至完全开放的外资机构入市。到那时，我国机构投资者将是股市最庞大的投资者群体，它们将支撑着我国股市的健康发展，并逐步走向完全的国际化。
六、股价分布
股价作为虚拟资本的一种价格，它是股票市场最重要的信号之一。股价只有在市场给予合理定位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从而做到准确有效地反映宏观基本面和微观景气度。一般地，股市较为成熟的国家或地区，其股市价格分布大多表现为极差(即最高价与最低价之差)较大的均匀分布。例如，美国股市最高股价为100多美元，股价仅有1美元多的也不少，甚至还有不足1美元的。很显然，其股价最高值与最低值之比均超出了100倍之多。
相比之下，我国股市价格分布则不妙。以2001年5月11日(表1)收盘价为例，最高股价为华工科技53．35元，最低股价为马钢股份3．94元，二者相差仅12．5倍。在1091只上市A股中(不含PT股)，位于50元之上的有1只，介于40～50元之间的有9只，介于30—40元之间的有31只；而落在7元以下的仅有20只；介于7—10元间有84只；其余的946只股票的价格则分布在10—30元之间，占全部股票的86．7％；其中727只股价高度密集在10～20元之间。也就是说，我国股市的股价分布是“一窝蜂”，是“大锅饭”，股价基本上没有拉开应有的档次，这样的股价分布，当然也就反映不出上市公司质量的优劣与差异性来。反过来讲，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不高，也正是股价普遍拉不开档次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可流通股本规模偏小，这就使得股市客观上供不应求，而流通盘过小的股票则更成为投机者的追逐对象，无论公司业绩好坏，其股价均居高不下；相反，为数不多的流通大盘股，即便是绩优大盘股，其股价由于流通盘较大不易炒作而始终偏低，例如，10元以下股价中大盘股占多数。这种因股本而排列的股价严重偏离了上市公司的业绩和投资价值。客观上的股市投资不足和投机过剩，势必造成股价整体水平高企，股价严重扭曲。以同时发行A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股价比较，同股却不能同价，普遍情形是，上市公司在大陆流通的A股市价无一例外地高于在香港流通的H股市价5～10倍，有的甚至达到近20倍。可以肯定的是，香港股市显然比大陆股市成熟而规范。
七、股价指数的成长性
股价指数是衡量并记录一国或地区股市成长历程的重要指标。股市的成长，意味着股指不断地向上“长大”，而股指“长大”正是上市公司不断成长壮大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反映股市涨落的股指，又是国民经济波动的“晴雨表”。
20世纪最后10年，美国经济经历了战后少见的长达一百多个月的经济持续增长，这也许是西方世界的奇迹，但正是这一奇迹制造了美国所谓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也正是这股动力推动了道琼斯指数在近十年中的超常“生长”。
而仅有十年发展历程的我国股市的确还很年轻。我国股市价格分布过于集中，在股价普遍偏高且拉不开档次差别的情况下，宏观面上稍有风吹草动，极易导致股市大起大落，进而形成股价上的普遍性同涨同跌，投资者方面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在股价反复的齐涨齐跌中，股指似乎很难长大。
以沪市综合指数为例，1992年股指从最低293点猛窜至1429点，但年末却又陡落至386点；1993年新年刚开市股指又猛升至1558点，随后又快速步入逐波下跌之路，直至1994年7月底跌至325点，随后上海综指强劲反弹至9月13日达1052点，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股指累计涨幅达223％，而年末收市又跌至600多点；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沉寂之后，1996年初股指从550点逐步启动，1997年6月股指直逼此波行情的最高点1510点；随后股指退守至1000点附近，这种进退两难的格局又维持了近两年，直到1999年6月我国连续第七次降息及《证券法》的即将实施，终于推动股指快速上扬至1756点的历史新高。
在经历了近十年的曲折后，股指终于第一次摆脱1500点的历史大箱顶，进而大步冲向2000年的最高点2125点，2001年5月份继续冲高至2200点之上。很显然，自1996年启动的这一波超长大牛市，一直没有大回头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宏观经济成功“软着陆”后的买方市场时代的到来，使我国国民经济摆脱了过去长期以来的“大起大落”的格局；二是上市公司在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中，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在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基本判断：随着这一波牛市的必然终结，下一波熊市的最低点如果能站稳在1750点之上，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我国股市已经告别了过去“大起大落”、难以“长大”的历史，这将是我国股市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八、股市的国际地位
国际股票市场，不仅拥有来自世界各地优秀的上市公司，而且还有着广阔的国际资本供给空间。一国或地区要想将国内或地区内的股票市场变成国际股票市场，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完全开放的贸易和金融制度、充分发达的经济和金融、规范的法治和有力的管制。从当今的国际股票市场来看，如纽约、伦敦、东京等地的国际性股票市场，它们无一例外地建在国际金融中心或开放的国度里。
以国别而论，美国在股市上占有多项世界第一：(1)上市公司总数最多。1998年底，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上市公司三千多家，在纳斯达克注册的企业有5068家，再加上其他全国性和地方性股票交易中心，实际上，美国共有28000家公司的股票直接在二级市场上交易。(2)股票年发行额最大。1996年美、英、日三国的股票发行额分别以84844亿美元、30888亿美元、17402亿美元占据世界的前三位。(3)股票年交易额最大。1996年美、日、英三国的股票交易额分别为71215亿美元、12520亿美元、5785亿美元。在这些国家的开放股市中，既有大批来自世界各国的优质上市公司，也有来自世界各地规模庞大的机构投资群体，它们共同促进了这些国家股市的发展与繁荣。
目前，大陆股市的股票总市值已超过香港股市，仅次于日本东京股市，成为亚洲第二大股市。截止2000年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总数为1088家，比1993年的183家增长了近5倍；股票(A、B股)市价总值达48090亿元，比1993年的3531亿元增长了12．6倍；股票总市值占GDP比重为53．8％，比1993年的10．2％提高了四十多个百分点；流通市值为16087亿元，比1993年的862亿元增长了17．7倍；股票当年交易额为60826亿元，比1993年的3627亿元增长了15．8倍；股票当年筹资额1554亿元，比1993年的315亿元增长了近四倍。从动态看，我国股市在短短十年中的发展是十分迅猛的，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股市在质上作横向比较则仍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尚无外国企业直接来大陆上市，而且除在香港上市外，我国在海外直接上市的公司也很少，仅有十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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