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一个记忆深刻的年份：这一年是日本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也是日本走下坡路的开始。日本媒体在报道日本经济时常使用的一个词汇是“失去的二十年”。日本媒体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是指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二十年。在1997-2017年的20年间日本实际经济增长只有16.5%，年均增长率只有0.77%。同一时期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是9.5%，越南的经济增速接近于8%，韩国的经济增速也大体保持在日本的3倍左右。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日本的3倍多。早在1996年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就曾对日本未来的国运预言道：“日本在未来仍将在国际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相比邻国将日渐趋于平庸”。从1995年至今日本的发展似乎验证了李光耀的说法。1995年可以说是日本经济史上的分水岭年份：在1995年之前日本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在1995年之后日本经济则始终呈现发展缓慢的状态。
日本经济的最初崛起可能比我们传统印象中要早得多——不是始于战后经济恢复重建时期，甚至也不是始于近代明治维新时期。其实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商业就已非常发达从1615年大阪夏之阵结束到1853年的黑船事件这238年间日本国内再无大的战事。在长期的天下承平局面之下商业和城市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制定了参觐交代制度。所谓参觐交代制度是指：幕府要求地方藩主半年住在江户，半年住在自己的封地。
藩主们住在江户的半年实际上处于幕府监控之下，而频繁往返于封地与江户之间则耗费了藩主们大量财力和精力，从而大大降低了地方藩主叛乱的可能性。既然要让诸侯大名们在路上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幕府大力发展诸侯往返途中的商业贸易，希望诸侯们在沿途花的钱越多越好。与此同时藩主大名们往往处于攀比的心理在参勤上做足派头：纪州德川家第11代藩主德川齐顺在1841年的参勤就动员了1639名武士、2337名工人及103匹马。这么多人的食宿足以对所经之地的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刺激作用。
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大阪就已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大米期货市场。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刚起步的时候日本的住友家族、三井家族早已是富可敌国的一代豪商，而依靠修筑寺院赚取利润的“金刚组”更是已存活了一千多年。这些不为外界所知的富豪们在深山老林里攫取矿产，在繁华都市中经营金融业务，在鳞次栉比的街道上贩卖酒和白花花的稻米。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商业实际上已发展到相当的高度，而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又从西方引进了新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通过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1885—1890年的短短五年内日本的棉纺厂从20万个增加到了30万个，纱锭也从7万个增至28万个，棉纱的产量也增加大约8倍。到了1890年日本已从棉纺织品进口国变成一个棉纱出口国。日本在明治维新后30年左右就已基本完成了之前英国用8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革命。不过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始终受到资源匮乏、国内市场有限的困扰，而日本转嫁自身问题的方式却是对外侵略。
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德战争等一系列战争中频繁得手之后野心也越来越大：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华规模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深陷中国战场的同时还与美国、英国、苏联等国不断发生摩擦。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与美、英、澳等国之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1945年日本终于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打击下宣布投降。这时日本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百废待兴：当时由于粮食的缺乏，所以只得实行配给制。
当时每人每天限定食用297克的食物，这其中30%是白薯、大豆和豆饼，米面和肉类几乎快要绝迹了。与此同时在国家的配给制度之外整个日本涌现出了6万个倒卖各类物资的黑市，黑市上的米价涨到了政府配给物价的130到180倍之间。全国城乡失业者高达上千万，另外还有150万肺痨患者、200万战争孤儿和1800万无家可归者。战争导致了超过200万人的死亡，除京都和奈良之外几乎所有城市都遭到了空袭，一共有250多万个建筑物在空袭中被毁。
当时美国占领当局必须每天向日本提供100万美元的资助，至少运来6000吨大米才能保证尽可能少饿死人。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1946年）的工业生产仅相当于战争爆发时的七分之一左右，煤炭产量只有战前的八分之一左右，生铁产量只有战前的十二分之一左右。然而时光仅仅只过去了十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开始以每年9%的增长率递增，从1965年开始到1970年这一数据又被翻新为10%。1955年日本农业取得大丰收，与此同时日本各项经济指标都已超过战前最高水平。
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到了1985年日本GDP总量已达到1.3万亿美元，同时期的美国是3万亿美元。这时日本作为国土面积只有30多万平方公里的二战战败国在经济总量上已超越了2200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国苏联，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与法国的GDP总量加起来才勉强接近日本。在当时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日本占据了近一半。二战后的日本从一个近乎崩溃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日本的战后复兴因此被世人视为奇迹。那么这一奇迹是如何造就的呢？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日本在二战后的重建复兴并不是像新中国一样的白手起家。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曾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由此可见新中国的工业化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然而相比之下日本在二战前就已是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工业化大国了。
当亚洲其他国家还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奋斗时日本就已是一个能自主生产汽车、飞机、轮船的工业化国家。二战期间日本被摧毁的只是有形的厂房和机器，然而日本在战前所积累的技术和管理层面的无形优势却并没被战争所摧毁。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的1850年日本男孩识字率为45%上下、女孩为13%左右。这时日本的总识字率不仅超过了当时的清朝，也超过了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1872年9月明治政府开始正式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到了1912年日本的学龄儿童就学率已达到98.2%。
二战并没摧毁日本战前在工业、商业、教育等各领域积累的优势，与此同时战败也为日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恰恰正是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扶植下日本实现了战后经济复兴和现代化国家转型。正是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扶植下日本得以解决战后初期严峻的粮食问题，也是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授意下日本的新宪法得以制定，此后日本全体公民无论性别、财富多寡、社会地位首次可以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在没有律师的即时介入和经过合法的审判程序之前任何人都不会被逮捕定罪。
1946年10月21日通过的《土地改革法案》使日本的无地农民获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毫无疑问这对提升日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推动日本战后农业的发展起到了无比重要的作用——至少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令当时的日本政府焦头烂额的粮食危机问题迎刃而解；而从更为长远的视野审视日本的农地改革使日本开始真正迈入发达国家的门槛。在战前日本尽管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国，然而战前的日本农村其实仍是相当落后的。
农地改革实际上成为了日本战后统筹协调城乡发展的第一个重大举动。1961年日本又制定了旨在扶植农业生产的《农业基本法》：政府开始有意识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和拖拉机等农业机械设备。根据日本机械振兴协会1964年对206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显示：购买农机具的农户自有资金占77%。1960-1970年农村地区的拖拉机、耕耘机数量增加了8倍，农用卡车增加13倍，其他农机具增加了2倍。在农业机械化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各种农业协会异军突起并为农民提供各种技术扶持。
土改可以视为是日本实现战后国家复兴的第一步：战前的日本尽管已是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之一，然而在技术上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仍有相当的距离，与此同时日本将国内财富大部分用于扩充军备进行对外侵略扩张，所以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民众的生活水平同欧美发达国家比起来实际上相距甚远。这点在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正是土改促使日本农村在战后迎来了转型发展，缩小了日本国内城乡区域之间的发展落差。战后初期日本的工业生产也和农业生产一样处于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
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有泽广巳鉴于日本战后糟糕的国内经济状态提出用倾斜生产方式解决当时日本面临的困境。有泽广巳试图利用当时日本还能动用的为数不多的经济资源集中于重点行业领域以期实现质的飞跃，说得通俗些就是就是有多少米煮多少饭。1946年8月12日当时的吉田内阁在根据有泽广巳的倾斜生产方式理念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并将煤炭和钢铁列为重点产业，实行低息优先贷款和价格补贴政策：先将全部进口的重油拨给钢铁生产部门，再将由此增产的钢铁投入分配给煤炭生产部门。
就这样以相互促进的办法以期实现两个产业的循环增长，进而再把生产出来的煤炭和钢铁分阶段投入其他产业部门，以摆脱生产萎缩、供给不足的现状。1947年日本的煤产量比上年增长了28%，达到2932万吨；1948年原煤又上升到3477万吨，比上年增长18.6%。与此同时普通钢材的产量比上年增长了116.3%，机械工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增长了71.3%。由于战争的破坏导致日本的对外贸易同农业和工业生产一样出现了严重的萎缩，而对日本这种资源匮乏的岛国而言：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
事实上战后的日本乃至迄今为止的日本执行的都是贸易立国的基本国策。然而当二战结束时日本的对外贸易几乎陷于崩溃的境地——对外贸易的商船队在战争中造成的有形破坏倒在其次，更要命的是日本丧失了贸易市场。战前日本对外贸易最重要的两个对象美国和中国都因为战争而走到了日本的对立面，尽管战后不久日本就得以重新恢复对美贸易，然而中国在几年后诞生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封锁遏制政策下日本是不可能同新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
事实上日本自己也追随了西方阵营这一封锁遏制政策，这意味着日本失去了战前相当重要的一个市场。为此日本政府和商人不得不着手开辟新的贸易市场：这一时期日本主要集中精力于开拓东南亚市场，与此同时他们也加强了同欧洲国家的贸易往来。二战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的国际格局。美国因此决心将日本打造成自己在亚洲封锁围堵战略对手的桥头堡，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美国对日本的政策由打压逐渐转向扶持。
这时美国对自己的欧洲盟友推行了马歇尔计划以恢复振兴欧洲经济，而在日本道奇路线则应运而生：日元对美元的单一汇率被确定为1美元兑换360日元，这一措施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经济的稳定。道奇宣布单一汇率后进出口商品实行统一汇率，扩大了日本的进出口贸易，更是有利于日本的出口，为日本的贸易立国奠定了金融基础。在日本国内经济学家的倾斜生产方式下生产逐渐恢复了，然而与此同时通胀问题又日益严峻起来。在道奇路线的指引下通胀被遏制住了，却带来了近百万工人的失业问题。
1949年9月由于英镑贬值压迫到日本的出口，于是日元汇率也随之下跌。这时日本政府开始认为道奇路线已无法解决日本经济面临的新问题，因为这时其他国家的战后经济复兴都已走上正轨，日本却依然在萧条的边缘徘徊，于是日本政府打算放弃道奇路线而改弦易辙，可美国占领当局却不同意。无可奈何的日本央行和政府只得采取金融紧缩政策，而这使本就不景气的日本经济更加雪上加霜。然而就在第二年一切都改变了，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了。
朝鲜战争中美军的司令部就设在日本东京，日本成为美国海军、空军出击的基地，同时也是美军军需物资的中转补给基地。一时间军事订单如潮水般涌来，而以船舶、铁路等为代表的交通运输行业则直接在军需物资的周转调度过程中被最大限度地运营起来。不难想象这些对当时处于萧条状态中的日本经济而言将带来何其巨大的提振。持续3年的朝鲜战争使日本从美国获得了高达10亿美元的“特需”收入，这还没考虑到驻日美军以及其他所有外国驻日机构在日本消费所支付的款项。
驻日美军以及其他所有外国驻日机构需要日本人为其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这就为日本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就业的增长又进一步提升了日本的内需，从而促进了宏观经济的整体发展。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兴办了大量工厂，基本实现充分就业，股票市场也开始回暖，外汇收入猛增，棉纺织品的出口量跃居世界首位。随后日本开始利用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实现了经济的加速发展。1955年日本政府公布的战后《第十次经济白皮书》中强调：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
以此为标志日本已走出战后经济恢复重建时期，开始真正迈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一时期提倡科技创新的呼声日益强烈。科技立国的战略就此被确立起来：1955年以后的20年间日本一共引进新技术1.1万多项。在科技、贸易发展的同时日本的流行文化与其工业制成品一样开始占据国际市场：《铁臂阿童木》、《哆啦a梦》、《七龙珠》等动漫作品是整整一代亚洲儿童的集体回忆。日本逐渐发展成为亚洲少有的可以同时利用工业、农业、贸易、金融以及文化产业赚钱的国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进入全盛时期。那时苏联由于阿富汗战争以及美苏军备竞赛、东欧诸国剧变已使其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国则在经过1980年代中期的经济周期后逐渐走入低谷：住房金融产业出现危机，社会信用危机日益严重，国内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也不断上升，财政赤字创下历史纪录。当美、苏两极都走上下坡路的时候日本经济却一路高歌猛进，日本人甚至在讨论买下整个美国的话题。这时出现了“日本是世界第一”的口号，全体国民预感到“日本的时代”即将到来。
当时的日本经济到底有多牛呢？当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10%，被世人称之为“日本经济奇迹”。1985年日本GDP总量达到了1.3万亿美元，同时期的美国是3万亿美元。当时的世界格局可以总结为“政治上两极、经济上三极”：所谓政治上的两极当然是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至于经济上的三极则是北美、西欧、日本。日本以一国之力得以与美国主导的北美自贸区以及欧洲共同体分庭抗礼。在当时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日本占据了近一半。
三菱、丰田、松下、日立、索尼、本田、日产、东芝等国际知名龙头企业全部进入世界企业前50，而在世界10大企业中日本就占了8家并席卷前三。当时的东京是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最多的城市，东京的GDP总量是纽约的3倍，比我国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高。如今的日本尽管仍是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然而日本在人均收入、社会福利方面是没法与北欧国家相比的。可直到1995年日本的人均GDP仍仅次于卢森堡和瑞士。这时的日本作为人均GDP全球第三的国家是碾压北欧诸国的。
日本经济突飞猛涨的背后除了日本战后的经济建设生产发展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虚假繁荣：首先发力的是日本股市——当时所有代表日本的225种股票轮番上涨，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些人的资产猛增了4倍。在股票上涨一年后房地产业开始迅速上涨：土地的价格就像被吹气球似的每天上涨。股市和房市的一路上扬使日本经济开始呈几何级数膨胀起来。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了许多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就是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的咄咄怪事。
有一次一栋美国大楼打算卖给日本人。当时美方报价4亿多，双方谈妥后美国人就等着日本人付钱交割了。然而日本人却拿来了新的合同书，美国人以为日本人要砍价，可翻开新合同后赫然看见上面写的价格是6.1亿。日本人作为买方愣是给加了2.1亿，弄得美国人莫名其妙。最后日方人员解释说：他们的老板头一天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看到历史上单个大楼出售的最高价是6亿美元，所以他们想要打破这个纪录。当时的日本人就是这么做生意的——为了争面子、破纪录就不惜主动送对方两个亿。
这一时期手里拿着大把美元的日本人开始在美国大肆购买。这些挥舞着支票本的日本人好像对价格根本不屑一顾。当年的美国媒体因此发出惊呼：“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四十一个县”。这种一夜暴富的模式一开始就潜伏下了日后破产的隐患：期待通过资产价值上升而获得利润的手法随着资产价格的上升会越来越难以奏效。任何资产的价值都不可能无限上升下去。这意味着当资产价格停留在高水平时最终的资产持有者将无法获得收益。事实上任何资产的价值都不可能始终背离其本身的价值。
一时的炒作也许会令某种特定资产的价值在短时间内呈几何级数膨胀，但在经历一定时间的演变后最终其价值将回归平稳状态。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象是我们自己在炒股、炒房，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并不是在股市、房市的低点买入的股票和房子。然而资产最终回归的价值却是向低点趋近的，这意味着我们手里的资产最后所值的钱相比我们当初的买入价缩水了，而缩水的这部分价值就成为实打实的损失。当这样的损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就会造成国家整体经济的动荡。
1985年9月22日《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股市和房市进一步上涨。人们关于房价上涨的共识变得越来越强烈。在此之前的三十年间日本经济正处于战后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一线大城市的房价一直在稳步上涨。人们根据这一经验推断今后的房价也会继续涨下去。当时日本坊间开始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日本工业几乎什么都能造，然而唯独没法生产更多的土地出来。经济发展是呈几何级数无限膨胀的，然而土地资源的存量是有限的。这样土地就必然成为一种供不应求的稀缺资源。
当时世界上的顶级公司聚集在日本的主要核心城市。尤其东京还是亚洲的金融中心，是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最多的城市，这种城市的房价不涨简直有违天理。当所有人都这么想时也就会不约而同把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市场，那么房价自然就在这种人为操作之下越涨越高。与此同时日本银行的信用扩张需求进一步刺激了这种炒作行为。1986年日本央行连续五次大规模降息，市场上一下子就变得资金充裕起来。资本家们在获得更多的资金之后会往哪儿投呢？
也许有人会觉得应当扩大再生产：生产更多的产品卖给消费者从而赚更多的钱。问题在于生产是由订单驱动的。市场上的资金一下多了起来，然而消费者的需求并没也跟着一下子膨胀起来，那么你多生产的产品卖给谁呢？资本家们也相信房价会上涨的这一共识：扩大再生产在他们眼中是有风险的，然而投资房地产却是一本万利。这样市场上的资金很自然就大量流入了房地产业。当时日本人玩的房地产游戏叫“土地转卖”：先找一块地，把上边的人都拆迁了，然后把拆迁完的土地高价卖掉。
接手方随后又加价卖给下一家，下一家接手后再加价转卖。这样地价就跟坐了火箭似的窜上去了。这一时期正是日本制造业最辉煌的时期：这时日本企业在国际上本身就代表着信用和质量。因此日本企业能在国内外的股市债市上融到大量资金，融到资金之后就把之前欠银行的钱给还上了。银行本来就是靠发放贷款过活的。现在日本企业把贷款全还回来了，那么日本银行还怎么发展呢？银行一看这时制造企业暂时已不需要贷款，而房地产业正方兴未艾，所以这时的日本银行往往也热衷于贷款给房地产商。
房地产商往往是从银行借钱囤房囤地，然后再高价转手给下家。以东京为代表的日本大城市的房价开始快速飞涨：1987年东京的房价比上一年涨了23%，1988年又在1987年的基础上涨了65%。当时的日本人对此形容称：“卖掉皇宫下的那块地就可以买下整个加拿大”，甚至有的说法认为卖掉东京所有房子就能买下四个美国。当然这是建立在东京当时的房价基础上而言的，事实上如果真发生大规模抛售势必导致房价下跌，也就谈不上值几个美国的问题了。
日本房地产市场一路飙升之际股市也毫不逊色：到了1989年日本股市比起1986年已上涨了486%。这时日本股市的总市值是美国股市的1.5倍。日本一国的股市就占到了全世界股市总市值的45%。到了1989年日本政府开始感受到泡沫越来越大所带来的压力：房市和股市的泡沫越来越大，银行又借给了投机者大笔资金。万一发生连环违约势必把银行拉下水，那么届时日本的整个金融体系都将受到冲击。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日本央行从1989年起开始温和上调利率、降低货币供应。
1989年底极其讨厌通货膨胀和投机行为的经济学家三重野康就任日本央行的行长。这哥们上台后连续五次上调中央银行贴现率，到了1990年8月利率已由超低的从2.5%一路飙升到6%。与此同时日本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机构控制不动产贷款，日本银行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大幅削减贷款，到1991年日本商业银行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对不动产业的贷款。这下日本的股市和房市都断了货币供应。货币政策的突然转向首先挑破了日本股票市场的泡沫：1990年日本股票价格开始大幅下跌（跌幅达40%以上）。
股价暴跌几乎使所有银行、企业和证券公司出现巨额亏损。日本的地价也紧随股市之后开始剧烈下跌，房地产市场泡沫随之破灭。1990年到1992年日本股市跌了一半多、楼市的跌幅也达到了46%。在这一过程中上百万亿日元的资产化为乌有。比直接的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日本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被挫伤了。战后复兴时期朝气蓬勃的“昭和男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颓废的“平成废宅”。201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一书。
这本书揭露了日本目前所面临的现实处境：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在日益沉重的社会竞争压力下失去了上进心和欲望。人们对明天不再抱有希望，也不再谈论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甚至已懒得结婚生孩子。少子化、老龄化、相对较高的自杀率、失去上进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新出生人口数仅为94.1万，由此创下自从189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同时连续两年跌破100万大关。
同年日本新婚情侣数为60.7万对，这比上年减少1.4万对。日本厚生劳动省据此估算：日本人口将在2053年跌破1亿，到2065年日本人口将比2015年的1.27亿减少三成，届时日本社会超过40%的人口都是老年人。李光耀之所以在1996年预言日本注定将走向平庸就是因为他看到日本无法解决自己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在日本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已造成国内市场的萎缩、经济的下滑、创新的停滞。人口的萎缩必将导致日本经济的衰退，年轻人会由于不堪重负而选择离开日本。
尽管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在之前的长期积累已使国民持有大量的金融资产，企业也有高额的内部准备金，然而却未能有效运用资金。无论是货币宽松政策或公共投资都无法提升消费者信心。李光耀据此预言：“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2030年超过日本”。李光耀这一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只不过中国的发展速度比他预计的更快，所以中国的经济总量比李光耀所预计的提前20年就超过日本了。如今的日本的现状就是经济不景气，老人们占据着高层岗位，年轻人正如李光耀所说的那样越来越看不到希望。
关于上世纪末日本经济危机
上世纪末日本经济衰退的真正原因 甘修康 现在，有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导演的“广场饭店协议”是导致日本在上世纪末陷入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因此对美提出的“人民币升值”的要求格外警惕，以为是美将遏制日本的故伎在中国身上重施一遍，以此阴谋结束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因此国内甚而国外呼吁政府对美说不的声音极高。应该说，对其的建议保持足够的警惕性是应该的，不过以广场协议导致日本经济大滑坡为由来拒绝则显得极为勉强，因为广场协议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不成立。把错误的认识当作教训来参考必定危害自身的改革，因此，在当前搞清引发日本在上世纪末经济衰退的真正原因有着特殊的意义。 当年，美国为了摆脱自身经济危机，施加压力，强力要求日本等国主动升值，在美国高压下，日本等国也不得不升值，结果升值幅度超过预期，在短时期内使日本出口受到严重打击，经济陷入萧条。不过人们也应该注意到，在随后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已经对此做了校正，美主动抬高利率，而日等国相应降低利率，“广场饭店协议”实际上停止执行。因此其真正发生不良影响的时间不足两年，所以将日本以后发生的泡沫经济及泡沫破裂后导致陷入长期衰退的主因归到它的头上是不公的；再者，当时执行“广场饭店协议”的并非日本一家，还有西欧众国，为何这些国家没有发生大规模经济衰退呢？如果日元比价过高，必然表现的是日本出口萎缩，实际上日本在整个九十年代都有大量的贸易出超，可见，日元比价过高值得怀疑；日本实行的是浮动汇率，汇率并非一成不变，如果本币过高，其政府还可通过暗地介入将其降低，九十年代，日元比率数度跌落，但并不能挽救日本经济出水火就说明了汇率自身对经济影响的局限性，不是决定一国经济起落的唯一因素，更不是决定因素。 实际上，导致经济在八十年代中期陷入泡沫状态并最终引发长达十余年的衰退，主要原因在于客观上产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外在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日本也没能及时适应；主观上日本自身对策严重失误；以及政治经济金融乃至教育等体制的弊端使其不能适应新时代（由工业社会转为知识社会）的要求，妨碍了日本经济进一步的发展。 一 客观环境的变化 应该说，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在战后呈高速发展，除了主观上自身努力，重视教育、重视科研外，外在环境无疑为其经济起飞提供了较好的条件。美国为了围堵遏制社会主义而对日本经济提供的大力支持，包括资金技术乃至提供消纳商品的市场，提供军事保护节省了其军费而一心致力于经济；作为有深厚经济基础的日本无疑是亚洲最先飞起来的国家，经济上就有了先发的优势，因为在这个时候，亚洲其它国家工业还不发达，竞争对手的缺乏使其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工业品的主要提供者；亚非拉许多国家的独立使得资源的开采进入了高潮，供应充足使得日本等率先进入发达阵营的国家得到了廉价的资源，通过产成品与原材料间价格的剪刀差，日本获得了暴利；美苏争霸使得许多地区陷入动荡之中，而日本政局相对稳定，这也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 但是随着时光推到八十年代，日本经济繁荣到让人眩目的高度，其外在环境也在悄悄的发生着变化。两极对立的格局使得美国与苏联陷入长期争霸之中，争夺霸权把苏联拖得摇摇欲坠，但同时美国自己也是元气大伤，相对实力不如以前，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走向缓和的脚步迈出，对美的威胁也大大减少，而在美国保护下的日本则扶摇直上，在石油化工电子汽车钢铁重工合成材料等产业获得大发展，气势逼人，严重威胁了美国自身经济，美经济竞争力的下降使得日本对美贸易长期处于巨额出超，因此日本反而成了美国最现实的威胁，美日经济磨擦因此而频繁发生，遏制日本经济的扩张在美呼声很高，使得美政府不仅力压日元升值，强迫日开放市场，还采取措施限制日对美出口，限制美对日高技术转移。受贸易逆差之苦的欧共体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美欧从有意扶持转为遏制，无疑使日不受任何约束的高增长止住了步伐重大原因。 台湾韩国等近邻在六七十年代经济也逐渐崛起，台湾电子化工、韩国重工造船汽车等的奋起直追使得日本一枝独秀的情景不再，竞争的结果无情的减少了日企的市场份额，压缩了产品的利润。 日本经济高增长也使日劳动力土地等价格暴涨，为提高竞争力，日许多传统产业纷纷外移，向东南亚、中国大陆等地进军，资本全球化的结果日本本土产业陷入空心化，经济增长自然乏力，而海外资产则空前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在95年日海外资产巨增到一万亿美元，而到去年，突破三万亿美元，就日本本土而言，平均增长率为1%，等于衰退了近十二年，但如果考虑在海外资产的增长，则日本经济几乎在这段时间里实现了倍增，如此大的经济规模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还能实现倍增，等于是又创造出了一个隐形的日本，确实也是一番了不起的成就，但本土经济随着资本外移陷入衰退就难免了。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苏联集团解体，冷战的谢幕卸下长期压在美国身上的财政包袱，使得美国得以将精力放到支持经济发展上，克林顿上台后，美军事开支大幅度压缩，财政赤字减少，到98年还出现巨额赢余，在美政府的支持下，多项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重新夺回了制高点，经济结构调整出现成效，失业率通胀率降至最低，经济强力增长时间之长创下战后新纪录。美国经济强势增长，无疑是在泡沫经济破裂之后饱受衰退之苦的日本再度受到打击的重大原因。相对美元资产的升值，在高科技竞争中落于下风的日元系资产的贬值就是大势所趋了。而在美元资产升值的背景下，实行联系汇率的东南亚国家遭受沉重打击，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在这些国家有大量投资的日本自然也要跟着受损失，日对其出口也要受影响。 日本之所以在高科技上赶不上美国，除了内在体制外，美国作为霸主而获得霸权利益使得其居有一些日本无法相比的优势也是一大因素，比如，通过发挥霸主的特权而在许多国家掠夺了重要资源从而得到了通过正常的途径无法得到的财富，通过发行美元得到巨额的版税，冷战时期建立的大量军工业即可发展民用产品，同时军火出口也使美国获得了巨额利润等等，这些都是日本难以做到的。日本军工企业的制造技术在许多方面实际上也是世界一流，但是由于战败国这顶帽子仍没去掉，仍受制约，也就不能像欧美俄罗斯那样通过大量出售军火赚取超额利润了。 中国经济在九十年代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本陷入衰退的原因。中国与日本在九十年代前几乎是彻底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的发展使日本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但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及外资在华的扩大，中国也开始向国外出口大量物美价廉的轻工产品，中国的低成本商品涌入日本使得日本物价长期萎靡不振，中低档产业进一步受到打击，不得不加紧迁向它国。 无法突破美国在高科技产业的阻击，而传统产业又受到台湾南韩中国等的强力冲击，无疑是日本经济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陷入困境的外在因素。 实际上，冷战结束，全球化的纵深推进，不仅使日本，其它经济发达国家均出现低速增长之势。为了应付危机，欧美发达国家都采取了走经济一体化的策略，使自己经济的回旋余地得以扩大，如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的出现可以说是应对具体形式，对此，日本人应该见微知著，顺应时局的变化，做好自己的准备，最应该做的是无疑是及时调整外交战略，从冷战模式中走出，与亚洲邻国实现和解并将与各方关系往纵深推进，以此将自己相对他们的技术优势资金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在获得充分收益的基础上，再与欧美打拼，可想而知，处境要好的多，可惜的是，日本人的思维仍陷在旧的冷战意识之中不能自拔，不是适应时代的要求，走经济一体化之路，摆脱岛国经济的局限，而是将实现政治大国作为外交战略目标的重心，民族主义抬头，否认侵略历史的势力越来越大，对外表达的是要大声的对世界说不，逆潮流的结果是恶化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使得日本经济在遭遇危机后失却了回旋的余地，岛国经济的局限性被充分的暴露出来，经济复苏无力。 二 政策出现严重失误 1 为了克服《广场饭店协议》导致日元升值带来的经济萧条，日本曾数次降低利率，在87年2月卢浮宫协议签订后，开始实行2.5%的超低利率，低利率无疑有益于刺激经济发展，当年经济增长达4.3%，进入88年后更超过6%，从当时宏观经济形势来看，本应及时适当调高利率，但日本政府满足于高速增长之态，继续施行超低利率，到次年5月才将官定利率提为3.25%，仍是超低水平。超低利率造成信用过度膨胀，土地房产股票等资产价格暴涨，引发投机风潮，经济过热出现。由于日元升值使得日本人有了大量剩余资金，一些人乘着日本狂抄房地产的热劲也将目光投向了美国，在美国高价位大量吃进房地产、娱乐公司等，当时的气势之大仿费是要试图买下整个美国，但后来的价格暴跌使他们损失惨重。土地等价格轮番暴涨使得社会资金流向也发生了变化，用于金融投机资金反而超过用于制造业的资金。 为了对付经济过热造成的泡沫化，日本政府毅然决定实行经济“硬着陆”，货币政治由扩张转为紧缩，为此大幅提升利率，控制银行放货，从89年至90年8月，短短的时间内，五次提升至6%，利率急剧提高导致股票价格下跌，为了抑制土地价格上涨，同时又采取严格控制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贷款的“总量限制”政策，也使得用于抄房产地皮的投机资金大幅减少，结果房产土地等价格出现暴跌，投资者损失巨大，据统计到92年为止，至少300万亿日元股票资产100万亿日元土地资产蒸发，大批企业破产倒闭，银行巨额贷款变成坏账死账，许多有名气的大银行自身也被逼到死角，泡沫经济崩溃使日本经济由高增长陷入了衰退之中，其情形同我国89年经济急刹车类同。 为避免经济衰退而过渡实行超低利率是经济过热的原因，而为治理经济过热采取的急刹车又是将泡沫捅破，使日本经济陷入疲软的原因。可见，宏观上把握不当是日本上世纪末陷入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中国人岂能将日本发生经济衰退的主要责任推到美国人身上呢？想想看，如果日本人在当时要是像德国一样及时的调整利率，经济就不可能呈现过热之态，而对于经济过热的治理，要是像我们中国在九十年代中期采取软着陆的办法，那么给经济造成的杀伤力也就没有急刹车那样大。 2 经济学界以为经济的发展必导致产业同构，从而出现投资过剩，是引发经济危机的重大原因之一。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数次暴发经济危机，原因都在于此，随着战后黄金增长季节的结束，主要工业发达国家除日本外均进入困难时期，当时日本之所以能独善其身，除了其在石油危机中大力开发推广应用节能技术外成功的走出了节约型经济之外，与八十年代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兴起从而扩大了对其产品的需求有关，而没有这方面地理优势的欧美则长期陷入困境。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就在于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新的产业。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谁最先取得技术上的突破，谁就能率先突出困境。美国正是由于为突破日本等国的围困而决心发展信息等高新技术，结果率先结束困难局面，为九十年代迎来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日本仍迷醉于自己的成功，对促使自己取得成功的技术深信不疑，而忽略了其它人由于羡慕自己的成功在努力的学习着自己，试图克隆自己，日本人以此为骄傲而不是感觉到其中的危险，当日本将精力集中在土地房产股票等投机以取得短期效益而忽略再创新从而调整经济结构保持自己与新兴国家的差距，使得自己仍然处于相对优势的时候，随着模仿者一步步的迈向成功，一步步的接近日本，日本的厄运就开始来临了。九十年代以来，设备过剩及由此而产生的投资过剩人员过剩资金过剩就成了困扰日本经济的问题所在就不难理解。 3 为了挽救经济，日本政府仿效三十年代的罗斯福，扩大财政赤字，大力投资公用事业，以图刺激经济发展。但是凯恩斯的办法对开发国家的无效性使得这一招非但没能将日本经济拉出水火。反而使日本国民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91年制定的“公共事业长期计划”预计投资630万亿日元，由于经济衰退使得税收逐年减少，日本政府为筹集资金走上了发行国债的道路，结果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在进入新世纪初即超过600万亿日元，财政危机大大加深。 之所以投资数万亿美元而不能取得应有效果反而加深经济危机，就在于公共事业的建设本身不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促使新生产业发展壮大，而如前所述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结构调整的成功，在于新生产业形成气候，如果不在这方面努力，在公用事业上投资再多也是白扯；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在利用率高的城市投资改造，因为设施已经满足需求，所以再改造一遍只能使工程承包者得利，而工程本身并不能得到与投资规模相应的效益，比如将一条可以继续使用的马路毁了重修一遍，新马路与旧马路发挥的效益差别，不能取得质的提高的结果就等于说是投资没有效益，实际上等于是浪费资金；而在哪些使用率低的乡村或山区投资，大手笔投资后并不能改变其使用率低的状况，无法取得同投资相应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果一样是形成资金浪费。 将几百万亿日元的资金扔进了大海里的后果是严重的，日本政府一举成为发达国家中财政最坏的国家，长期债务余额在九十年代未超过了GDP产值，为日本经济发展蒙上了重重的阴影。 4 80年代后期推动的金融自由化，商业大额存款利率提高，高于企业发行cp利率，使非金融企业投机金融资产成了可能，企业只要将筹到的钱存入银行即可获利，结果引发许多企业进行金融投机，金融投机的资金远高于对实物的投资，是造成了金融资产泡沫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5 拖延不良债权的处理，使得一些金融机构靠自身无力克服危机，结果使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加剧了经济衰退；90年代后期过低估计了泡沫经济的遗祸，过高估计日本经济恢复能力，采取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好不容易出现的景气又夭折。 三 体制之弊 泡沫经济的发生，经济陷入衰退后迟迟不能恢复，政府政策多次失误也表明战后形成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多方面的体制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对此，一些专家们作了深入的分析。 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一党长期执政造成了严重的政治腐败，官商勾结，后者向前者行赂，前者在政策上，资金分配上为后者提供服务，结果大大影响了公平竞争，使得资金资源不能实现最优的分配，无法得到最大的效益；奉行金钱政治，有理无钱莫进政治大门，结果许多议员官员或是子承父业，世代显绅高官，或是巨贾富商做靠山，真正的有作为的精英分子反而被拒之门外，这无疑不利于政府实现最佳政治效益，决策失误频频在所难免；长期执政使得部分官僚反而掌握了实际权力，而对人民负责的政治官员成了摆设，傀儡，官僚控制官员的结果是对人民负责、人民“信任”的官员不能履行实际权力去做人民需要做的事，而不对人民负责却控制权力的官僚一边为维护即是利益阻挠改革，一边进行私下的钱权交易，为不法分子提供不法利益；一党独大，反对党势力不足也使得政治竞争力不足，议员们争争吵吵，执行者的官员们却是积极性不高，活力不足；中央集权致使地方权力过小，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等等。 金融体制的主要弊端：与我国现在的国有银行一样，实行行政管理（大藏省对财政金融实行一体化护卫舰队式管理），不论国营民营、经营好坏都受其保护，结果市场机制无法发挥出来，各银行间缺乏应有的竞争，一些银行不良贷款项目严重，死账呆账巨大；严格行政管理导致官商勾结，一些民间金融机构向管理人员行赂，打通关节、躲避金融检查，获取特殊利益；阻碍金融市场国际化，结果使得日本金融业与欧美国家的金融业差距拉大；银行参股企业，拥有大量企业股票，结果不得不根据企业的要求扩大贷款，在企业倒闭时，损失巨大；如此等等。` 企业经营体制的主要弊端：战后日本实行的是对外扩大出口而对内进行市场保护的策略，这使得日本长期以来享有巨额外贸顺差，为日经济高速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对内实行保护的结果不免就使得国内许多企业弱质化，竞争力严重不足；企业内部搞铁饭碗，铁交椅，实行终身雇用，企业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职工人数和专业结构，考核激励机制是年功序列制，严重妨碍了职工个人间的竞争，影响了优秀人才的成长，企业缺乏应有的生机与活力；在日本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企业盛行大而全，小企业也要寄靠在大企业的旗下，结果丧失了自主性，大企业触礁，小工厂也跟着翻船；同我国现在的股份企业一样，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企业透明度底，决策效率低，经常发生大股东欺诈小股东的事，企业信用在系列丑闻暴光后大大降低，筹资变得困难；企业间互持股票，搞关联交易，这减少了交易费用，但也弱化了市场的竞争机制，不利于资源的优化分配，不利于激发企业的创新精神。创新不足使得日本结构调整缓慢，在高科技竞争中大大落后于欧美，在某些方面甚而还不如韩国、台湾，于是日本传统产业生产出的产品严重过剩，而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一片红火，在99年上升为第一大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两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日本传统的经济体制对日本经济发展的严重束缚，日本经济要取得突破，必须对其进行冼心革面的大改革。 此外同中国一样的搞满堂灌制造标准化人才而短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育体制、僵化的医疗保障体制，不公平不体现多劳多得的税制、缺乏有效监督、使用效益不佳的财政投资融资体制乃至司法体制、人口政策等等多个方面均被认为有严重弊端，此外，保护过渡导致国际化程度不够，国外优秀人才，资金难以进入，也被认为是不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的因素。这些都被纳入了改革的范畴之中。 由上述可见，日本之所以在上世纪末发生严重经济衰退即在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又有传统体制的不适应，更主要的在于日本人自己的主观失误，如果追究责任，主要责任当然在于自己，怨不了别人，因此我们中国人以后不要再替日本人将一切过错都记到老美的《广场饭店协议》头上，往老美身上泼脏水。 否则，引以为戒将其当作了实际行动的反面参照物，那么结果很可能的将中国的货币改革误导入另一个错误的道路上，而这无疑是一个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参考资料：http://hi.baidu.com/mjxkj/blog/item/58114555ece4ddc7b645ae45.html
你让写原因这个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找了份比较好的材料给你希望能帮到你把！
成因：日本国内外的投资者（包括日本的银行和各种对冲基金）利用外汇套利交易在东南亚国家大进大出,成为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日元套利交易的本质是：以非常低的利息借入日元，投资于美元或者泰铢，以获得较日元更高的利息。如果日元对美元贬值，那么就能获得双重收益：利差收益和汇兑收益。
为防止出现通货紧缩，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央行奉行低利率政策。这对于那些想参与外汇套利交易的人而言无异于天赐良机。1995年到1998年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和日本银行目标利率间的利差大约为5％，而当时流向东南亚地区的日元海外贷款粗略估算有2600亿美元。这意味着，日元外汇套利交易的平均利差收益约为每年130亿美元，三年就是390亿美元。而同期，日元相对美元贬值了近一半，这样2600亿美元的海外贷款的平均汇兑收益为1300亿美元。保守估计，三年中日元套利交易的投资者获得了1690亿美元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这些巨大的数字告诉我们，短期套利投资者能够从日本抽出资本，投向新兴市场，最终获得丰厚利润。可以说，资本从日本向其东南亚邻国的流动，以及这些新兴市场本身的吸引力，共同造就了1997年以前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泡沫。
由于日元资本大量流入东南亚国家，新兴市场存在“双重错配”（double mismatch）的致命隐患。其一是东南亚市场“短期借入，长期投资”错配，其二是“贷外汇（美元或者日元），投资本国货币”的错配。也就是说，有一个坏的贷款人，也有一个坏的借款人，双边都有错。亚洲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在于东南亚国家没有好的国家风险管理，而日本的银行基于自身的原因，从这个地区撤贷导致东南亚地区大部分资本外流，却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日本银行业由于国内巨额不良贷款碰到了大麻烦。问题在1995年3月开始显现。当时，东京的两个信用合作社暴露了超过10亿美元的坏账，其中大部分是对房地产公司的贷款。而这些非常脆弱的地区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又通过“主银行制度”同大的“主银行”联系起来。小银行破产时，大银行也开始遭殃。日本经济和日元汇率在1996年到1997年的下跌，对整个银行体系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日本银行业50％的资本是二级资本，主要包括股票投资组合的未实现价值，因此他们要承受两种相反的压力。一方面，由于经济放缓、外国投资者由于日元走弱而撤资，股价在1996到1997年间下跌；另一方面，弱势日元将美元贷款的日元价值提高了。这两方面因素都减弱了日本的银行达到8％资本充足率的能力。
要达到资本充足率要求，当时惟一的办法就是减少海外贷款。野村综合研究所估计，如果日元兑美元维持在140比1的水平、股市维持在15000点，那么日本的银行需要减少5.6万亿日元的贷款。这相当于日本GDP的11％。如果不削减国内贷款，只有大量削减在国外的贷款。
1997年11月，北海道Takushoshu银行倒闭。这是日本第一宗严重的银行破产事件。这家银行的破产并不是源于对东南亚的贷款，但此后日本银行业便加快了从东南亚回收的速度。日本的银行与泰国的银行差不多同时破产，并非巧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1996年到1999年间，日本银行在五个发生危机的国家减少了474亿美元贷款，1995年到1999年间，在东南亚地区总共减少1925亿美元贷款（大部分在新加坡和香港）。正是日本银行的撤贷，制造了东南亚的急剧信用紧缩，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极为深刻。日本鼓励资本外流，以防止国内发生进一步的通货紧缩，也防止对日元过度高估。而对冲基金和其它短期套利投资者乐于利用日元进行外汇套利交易。最重要的是，发生危机的国家在之前乐于从外国直接投资、组合投资、政府贷款中接受资本流入，根本没有意识到其中潜藏的巨大风险。
甚至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是将东南亚按照国家进行分析，而没有看到东南亚国家与日本的内在经济关系。新兴市场承担了一次危机的代价，才开始懂得国家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要从整个国家的高度来看待风险，而不只是仅仅站在一个部门或者行业的层面进行分析。
事实上，华盛顿当时的观点是，危机应当归咎于发生危机国家自身的失败，而不是地区性的银行撤贷。这一观点看不准问题的实质，下的药就必然无效。
文章至此，日本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源头之一已非常清楚：作为亚洲最大经济体，日本试图摆脱通货紧缩的努力导致了东亚经济泡沫的产生，其对银行海外贷款的撤回则使亚洲经济陷入严重衰退。
日本经济自身的祸根，则在1985年“广场协议”强制日元升值时已经种下。日本在自身经济失衡、尚未做好升值准备的时候，仓促地使日元升值，造成了随后15年的经济衰退。日本高效的贸易部门（制造业）可以在日元升值后仍旧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但是受政府保护而效率低下的非贸易部门（金融、服务、房地产部门）则无法应对流动性过剩带来的经济泡沫。
日本为什么会有泡沫经济，最后怎么破裂的？
一、日本泡沫经济产生原因：
1、日本泡沫经济的直接原因就是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
会上5国决定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下调美元兑其他货币的汇率。当时日美贸易不均衡已成为日美之间的一大政治问题，美国再三要求日本“扩大内需”。地价上涨、税收增加、财务支出扩大，结果造成日本国内市场流动性大量过剩。
2、还有一个原因是1984年，日元—美元委员会推动的金融自由化。
当时日本仿照欧美，实行银行和证券的融合，放宽对银行业务的限制。证券业虽放宽限制改革进展缓慢，但是在某些政策层面上容易操作的部分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尤其是存款利率自由化后，银行之间竞相上调企业大额定期存款利息。
这导致了日本银行筹资成本过高，大量资金涌向高利息、可融资的不动产和建筑方面。最后造成企业投资过剩，加速泡沫经济的发展。
二、泡沫的破裂：
泡沫经济破灭的诱因一般认为是1989年5月日本银行调高法定利率和1990年3月大藏省对房地产融资实行的总量规制。
1990年1月股价就开始暴跌。当时谁都知道泡沫迟早会破灭，但资产价格开始暴跌后的一段时间内，大藏省和日本银行都还在推行挤破泡沫政策，致使情况雪上加霜。直到1991年7月才开始下调法定利率，而总量规则直到1991年年末才被撤销。
扩展资料：
日本经济泡沫对我们的启示：
一、汇率大幅升值，未必导致资产价格泡沫，从而未必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和经济萧条。
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应对外部需求的冲击，不能过多地依赖于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尚存空间的情况下，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这是总需求管理的较优选择。
二、进一步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工应当明确，互相独立。
财政政策主要负责调节需求和经济结构，而货币政策则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能受到其他人为因素的干扰，或者承担过多、过宽的政策目标。
宏观调控如果过于依赖货币政策，将蕴含着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化风险。除此之外，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总供给方面的效率改革也将有利于缓解总需求方面的政策压力。
三、关于稳定金融市场在央行政策目标中的定位。
金融市场的稳定，是央行实现其他政策目标的前提。而且，在政府的主要职能部门当中，也只有央行掌握着稳定金融市场的信息以及政策工具。因此，央行的货币政策应当及时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做出判断并采取措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日本泡沫经济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泡沫化原因再探
